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中非智慧

2025年8月，首届中非人权研讨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圆满落幕。此次会议是中非首次围绕“人权”议题开展的系统性、高规格对话，通过了“中非发展权亚的斯亚贝巴共识”。从务实合作层面升华至理论共构与全球治理倡议层面，标志着中非人权合作步入了新的阶段，为破解全球人权治理困境、重塑治理新秩序贡献了中非智慧，提供了中非方案。

中非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发展任务，中非人权合作以“发展权”为纽带，以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为依托，不仅为非洲国家的人权事业发展提供支持，更为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在理论层面，中非双方共同倡导“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揭示了西方人权理论的片面性以及人权实践的霸权性。“中非发展权亚的斯亚贝巴共识”明确提出“发展是解决一切人权问题的关键”，主张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道路选择，反对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这与2024年“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所强调的“十大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两份共识，共同构建起基于全球南方视角的人权理论框架，对西方人权话语垄断形成了冲击。

在机制和实践层面，中非人权合作不是抽象的理念宣传，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善项目。这种“授人以渔”的合作模式，彻底摒弃了西方“援助—受援”的不平等关系，推动非洲国家实现从接受“输血”到自主“造血”的转变，真正赋能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为例，中非双方共同提出的“十大伙伴行动”，涵盖产业链、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等领域，精准对接非洲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例如，亚吉铁路将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货运时间从7天缩短至20小时；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为当地创造了17万个就业岗位；“数字丝绸之路”帮助非洲铺设20万公里光纤，服务9亿民众；“鲁班工坊”显著提升了非洲青年在机械、电力、人工智能和数字技能等高需求领域的职业技能。

中非人权合作的意义还在于，它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迷思。中非双方一致强调“中国和非洲各国均享有基于自身现实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选择各自人权发展道路的权利”，共同主张“中非合作是促进双方发展权实现的有效途径”。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中非人权合作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自主性、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人权治理体系的变革。2024年10月，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有关“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的投票中，187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仅美国和以色列投下反对票。这一结果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以人权为名滥用制裁手段的普遍反感与抵制，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权治理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更不是干涉他国内政、阻碍他国发展的工具，而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共同权利。全球南方的真正崛起需要重塑新的发展理论，打破旧有的治理格局。然而，西方中心主义不会自动退场，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着新旧秩序交替的复杂局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中非锚定发展权的合作实践不仅是新型合作模式的探索，更是新发展理念的诞生。我们可以相信，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务实的国际人权新秩序必将形成。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科研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