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以笔为枪的铁血抵抗

80多年前，当山河破碎的硝烟漫过华夏大地，全国人民发出救亡图存的怒吼时，文学从未沉默。从湘江之畔到延安窑洞，从战壕前线到后方书斋，作家们以笔为枪，以纸为盾，将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人民的苦难与觉醒，书写为不屈的时代呐喊，镌刻成永恒的精神丰碑。那些饱含血泪的文字，化作刺破黑暗的耀眼锋芒，激荡起汹涌澎湃的抗战怒潮，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

现场探寻：两位“女将”的文学抗战足迹

一段13.8米长的山墙残垣，浸染着200余年的斑驳时光，静默地伫立在湖南省临澧县佘家桥镇黑胡子冲一个小山坡下。它是昔日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蒋家大屋恢宏气派的岁月见证，也是著名作家丁玲童年的一段温馨记忆。

从出生到离开，丁玲在这里生活了短短5年。虽出生于旧式官宦之家，但幸运的是丁玲有一位开明睿智的母亲。母亲带着她勇敢地冲破封建樊篱，并培养了她敢于反叛和追求革命的不屈精神。

1927年年底，23岁的丁玲发表处女作《梦珂》。一年后，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丁玲一举成名。随后，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身为共产党员的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3年。1936年10月，被营救出狱的丁玲坚决奔赴陕北保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的知名作家，受到隆重欢迎。毛泽东特地填了一阕《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并破例用军事电报发给跟随彭德怀到前线作战的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纤笔女将军”不负众望，她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先后写了9篇抗战题材的作品，用手中的笔向日本侵略军和腐败的国民政府射出了一串串子弹。《县长家庭》以纯真女孩阿铃对抗日救亡的恳切期盼，揭露了专横县长父亲的自私和残酷。《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的都是受到日本军人蹂躏的女子故事，在对日本侵略者兽行进行有力控诉的同时，也对国民落后思想进行了坚定批判。在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丁玲借被东北军抓获的小红军之口直接发出了抗日的呐喊：“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我死后，也要你们记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裹挟着滚烫血性的稚嫩童声，惊雷般震醒了麻木的灵魂，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怒火与决心。

从丁玲故居出发，驱车沿二广高速向南行驶约260公里，便来到了位于冷水江市驿山镇龙潭村的谢冰莹故居。

出生于诗书之家的谢冰莹小丁玲2岁，同样极具反叛精神的她为拒绝包办婚姻4次逃婚。21岁时，谢冰莹参加叶挺的“铁军”进行北伐。行军途中她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些散文体的《从军日记》发表后轰动全国文坛，并被译为英、日、德等多国文字出版。谢冰莹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柳亚子赠诗称赞她“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也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美她是“伟大的中国女性，让世界感动”。

七七事变后，满腔怒火的谢冰莹立即组建“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带领一群热血女青年奔赴前线。她秉持“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火线上救护了大批伤员。其间，谢冰莹随身带着小日记本，走到哪写到哪，先后写下了《战士的血，染红了我们的手》《我们是死不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100多篇文章。这部《新从军日记》（后改名为《抗战日记》）或详细记录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或无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兽性暴行，或热情讴歌军民的英勇奋战，无不激起全国人民抗战的血性与果敢。

站在谢冰莹故居前，凝望大门门框上“守园”两个大字，恍惚间似有金戈铁马之声隐隐传来。蓦然明了，那定是众多如同丁玲、谢冰莹一般的作家，以笔为枪、以字为弹，在纸上驰骋杀敌、保卫家园的热血呐喊。

历史回响：文学抗战的湖南怒潮

湘江滔滔，衡岳巍峨。三湘四水绵绵滋养的湖湘文化，始终流淌着抗争的热血。从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舍命维新，到杨度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气干云，从黄兴“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的舍生取义，到蔡锷“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铿锵护国，每到历史紧要关头，湖南人从未缺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5天，湖南就组织了文化抗战。一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200多人宣传队，四处宣传九一八事变真相，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长沙爱国青年彭楚珩、胡安悌等发起成立铁血团，出版《铁血青年》，刊发团歌：“我有铁，我有血，我有铁血，可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歌词字字带血，句句含泪，满腔义愤几欲从纸上喷涌而出，读之无不动容。《火线下》《中苏》等刊物以报告文学、诗歌等形式揭露日军暴行，成为全国早期抗战文学的发声标杆。随后《抗日专刊》等40多种抗日刊物先后问世，陆续刊登了众多抗日文学作品，极大地唤醒了民众抗日救亡意识。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文艺家被迫迁往中、小城市和乡村。当时茅盾、田汉、艾青等文化名人先后转徙到湖南，他们对湖南文化抗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1937年10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吕振羽、翦伯赞等湘籍文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带领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一年内，全省各界先后成立中国诗艺社、醒狮文艺社、南国文艺社等多种文艺团体，湖南因此成为全国抗战的“文化堡垒”。

抗战文学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耀眼的标志。文学抗战的湖南力量，既体现在湖南本省，也随着湘籍作家奔向抗战前线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延伸到全国。抗战文学以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四种主要体裁为载体，弹响了一曲高亢激昂的抗战四重奏。

湘籍作家创作的抗战小说，最为出名的当属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小说用夸张的手法，刻画了一个浮夸、傲慢、虚伪、权欲熏心的“包办抗日”国民党官僚形象，辛辣地揭露了那些“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客。“七月派小说”作家彭柏山抗战期间曾在新四军和苏北联合抗日军任职，他在繁忙的军务中创作的《一个义勇队员的前史》《某看护的遭遇》等小说，满纸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了无数中国军民英勇抗战。抗战散文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随抗日救亡运动而兴起，到全民族抗战爆发达到顶点。周立波写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斗日记》两篇报告文学，详细记载了边区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洋溢着血与火的壮烈气氛。他回沅陵，写下了《湘西行》《雾里的湘西》等系列散文，真实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抗战形势。抗战戏剧因深受群众喜爱得以蓬勃发展，田汉写了一个又一个抗敌剧本，其中四幕话剧《卢沟桥》鲜活表现了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情景。向培良的《最后一计》强烈控诉了日寇的侵略罪行，对发动全民抗战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成为抗战时期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3个小型独幕戏之一。

诗歌因为直抒胸臆的特点，在抗战时期发展最快且广为使用。湘籍诗人们创作的一首首抗战诗不断传向各个抗日战场，成为催征的战鼓、冲锋的号角。深受现代派诗歌影响的吕亮耕从上海回到长沙，主编《抗战日报》副刊《诗歌战线》，后又创办《中国诗艺》月刊，对湖南抗战诗歌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和平歌手”朱子奇，在家乡汝城的一个石印刊物《抗战烽火》上发表《怒吼吧，醒狮》，借以歌颂中华民族的觉醒，在诗里仿佛能听到雷霆炸裂般的呼啸，可以看到中华儿女狂飙突进的身影。青年诗人陈辉一手拿枪，一手写诗。他把那些对敌人饱含仇恨的诗篇油印成“诗传单”，四处传发。他在《为祖国而歌》中写道：“祖国啊／你以爱情的乳浆／养育我而我也将以我的血肉／守卫着你呵／／”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日伪军包围，24岁的陈辉毫不犹豫地拉响腰间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80多年前三湘四水的文化抗战怒潮，如今已化作文学史册里的拍岸惊涛，但那一阵阵在文字里滚动的雷霆，必将在数千年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永远奔涌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