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与月亮

鲁藜的诗《泥土》堪称经典。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读就记住了，而且再也没有忘记：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但是直到40多年后，我才知道鲁藜的传奇故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发表诗作。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有许多好作品，此后还担任了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的负责人。在反胡风运动中，他被牵连入狱、劳改，妻子与他离婚。他孤身一人支撑，苦度残年。然而，有一个人从没有忘记他。那是他早年认识的小他24岁的姑娘，名叫刘颖西。已长大并结婚成家的刘颖西，在报上见到鲁藜新发表的诗作，知道他已平反复出，便苦苦寻找。当他们见面时，鲁藜一脸风霜，已是一名花甲老人。刘颖西勇敢地说出埋藏在心底几十年的爱，表示一定要嫁给他。而且，她坦诚地与丈夫商量，丈夫也很理解，成全了他们。

这让我想起另外两个相似的爱情故事。当年瞿秋白在上海教书，遇到已婚的杨之华。当时，瞿秋白丧妻不久。杨之华倾慕瞿秋白的才华，愿改嫁之。她便与丈夫商量，并征得同意。于是，3人在《民国日报》上连登3个广告，分别是杨之华宣布离婚、杨之华与瞿秋白结婚、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前夫约为朋友，落落大方。另一个是广为流传的林徽因的故事。林徽因已与梁思成组建家庭，哲学家金岳霖才华横溢，是她家的常客。一日梁思成在外考察古建筑归来，林徽因坦诚地跟他说，她发现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怎么办？梁思成说，你有选择自由，可以再好好想一想。一宿之后，林徽因说我还是选择你。于是两家为邻为友，直至林徽因去世。咦，世上竟有如此坦诚之婚姻、纯洁之爱情！这是除《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之外，另一种少见的婚恋经典。诗人鲁黎于穷困落魄之时，能有这样的好运，委实令人感慨万千。失之于政治，得之于爱情，这样不幸中的万幸，给他增添了传奇色彩。

鲁藜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却又夹杂了一点人生的喜剧。他既是一颗珍珠，又是一把泥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被踩入泥土，历史的浪花又把他冲刷出来，还世人一颗闪亮的明珠。

《泥土》是一首哲理诗。文学作品所创造的意境美，大致有3个层次，即形境之美（写景、叙事）、情境之美（抒情）与理境之美（说理）。不同文体各有侧重。

诗是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体，情境至上，说理并不是它的强项。比如唐诗，无论是李白的豪放还是李商隐的朦胧都是情如江海，心意难平。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宋诗相对来说就理多情少，常被讥为“味同嚼蜡”。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讲做学问的道理。朱熹的老师刘子翬看到桌腿倾斜，人们用木头片去支垫，便写了一首咏物诗：“匠余留片木，榰案定欹倾。不是乖绳墨，人间地少平。”由这件小事而直呼人世间的不平。这类古诗较有名的还有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现代哲理诗好的如臧克家纪念鲁迅的《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既然要说理，就要用逻辑思维，这必然枯燥，于是又要回到形象思维上来。借助景物、形象，就是说先得创造出一个形境之美，寓理于形；如可能的话，同时也创造一个情境之美，寓理于情，这样才能“三步上篮”，收理美之效。抒情诗是借景（形）生情，所谓“一切景语即情语”（王国维语）；哲理诗则常借事、借物（形）说理，挖掘事物与理之间的相似联系。这就分出抒情诗与哲理诗的微妙区别。抒情诗的“形”多为客观之形，自然之景；而哲理诗的“形”多为已经掺进了人的活动的“事物”。马克思说：“科学的方式就是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哲理诗就是用理性的角度来处理感性的材料，寓理性于感性的美。刘子翬的用木片支桌，于谦的开采、烧炼石灰，臧克家纪念鲁迅，这里面已经有了叙事情节，并注入了作者的情感。形情兼备，理呼之欲出。

因此，如果细分哲理诗的表现可分为两种：一是单纯咏物的静态表现，如朱熹讲的“半亩方塘”；二是既咏物又说事，动态叙述。当然在咏物表形的同时最好形、情、理“三步上篮”，步步直击人心。如刘子翬、于谦、臧克家3首诗都是由物（事）及情，进而达理。而理学家朱熹的那首就显得过分冷静、呆板，说教味太浓了，有点“嚼蜡”。所以钱钟书编《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录诗人80家，居然把大名鼎鼎的朱熹排除在外。

《泥土》一诗只有四句，物、事双咏，形、情、理三叠。作者用了两个鲜明的形象：珍珠与泥土。又吐露一件心事：宁愿做泥土为人铺路，而不愿做珍珠自恋、自诩。这是一种冷静的思考，深沉的情感，是他人生观、价值观的真实披露，在人品修养方面有强烈的感召力并兼有审美意义。我冒昧猜测，当年文学女青年刘颖西对鲁藜萌生爱意，也许就是这首诗让她怦然心动。情感相投、思想共鸣，所以才会爱得那么持久有恒。

《泥土》之所以打动我，是因为它指导了我的工作。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入记者行当，中间换岗几年，70年代末回归，此后再未离新闻岗位。在外行看来，新闻是一个很热闹的行业，记者走南闯北，被称为“无冕之王”，风光无限。就是在业内，谁又不想当一位名记者？于是抢头条、出风头，为出名而制造假新闻的事也时有发生。甚至有已得全国新闻大奖，却因造假被举报撤销的。在任何一个行业，名誉和金钱都是最难抵挡的诱惑。我在新闻出版署任上时曾连续数年主持评选全国年度十大假新闻，就是想正一下行风，回归记者的道德操守。

从深层探讨，这其实是个理论问题，涉及对记者职业的认知。记者并不是事件的主体，而是事件的传播者；他不像作家那样可以编故事，而必须忠实于客观事件。这是记者职业道德的要求。他的出发点不是自己出名，而是先把客观信息报道好，待人物、事件出了名，他也可能借光成名。就是说，你报道的人物、事件是太阳，你是月亮，你在借太阳发光。

我当时一看到鲁藜这首诗，就如遇知音，引起共鸣，也仿其格写了题为《给记者》的四句诗：

总想做一个太阳

就时时怕埋没了自己的光芒

把自己当作月亮吧，要发光

双手先捧起一个太阳

这倒不是为了作诗，而是作为座右铭提醒自己，后来年纪大了讲课时又常作为赠语，提醒刚入行的年轻人。

诗一旦达到哲理的境界在发挥审美功能的同时又有了一种理性的穿透力，飞出文学的边界，去启发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这就是哲理美。当然这也要看缘分，就看读诗之人敏感不敏感，接受不接受了，所谓“接受美学”。后来我曾沿着这个思路写了多篇文章，探讨记者的无我精神，即泥土精神、月亮角色。比如同为文字工作，作家写作时自然脑子里有一个追求名作、名著、名家的目标；而记者的第一追求是报道内容的社会效果。我曾经更具体地将记者的写作态度归纳为“为隐者立传，为无名者传名”“玻璃瓶装豆子”，尽量隐去作者的存在。

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将人从事的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着自己的幸福，为自己而劳动；一类是为着别人的幸福，为别人而劳动。虽然二者最终都可以转化为社会财富，但出发点不同。也可理解为或者是珍珠，或者是泥土。他说：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的这一段话也很经典，是他的人生观的诗意表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那年的12月18日，中央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并表彰了全国改革有功的代表人物100名。各行各业都有，从经济学家到歌手、演员。但这100个人里却没有一个记者。我感慨良多。一方面，为我们偌大一个新闻界寂寂无名而微微抱屈；一方面更深刻体验到这个职业真的是为人铺路的泥土，是围绕行星的月亮。当时我已退休多年，正好那年获得一个“新闻教育良友奖”。在颁奖会上，我答谢词的题目就是《我们捧起了100个太阳》：

这100个人的成名，有哪一位没有我们新闻人的汗水，没有经过我们新闻界的报道、宣传、推广呢？信息社会，传媒时代，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新闻手”，都站着一个新闻群体。凌烟阁上群英像，不问作画是何人。

采访对象是太阳，记者是月亮。他本身并不会发光。要发光吗？先要捧起一个太阳。40年来，我们捧起了100个太阳，国家进步，与国同欢，别无他求。平时甘为孺子牛，国有难时拍案起。这就是新闻人。

这时距我第一次读到鲁藜的那首诗已经过去了近40年。鲁藜也绝不会想到他的这首小诗有一天会指导新闻工作，会伴随一个年轻记者一直走到职业的终点。而我相信，这四句诗所影响的也绝不是我一个人。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鲁藜是幸运的。在他苦难的日子里有一个小女子相爱相守；而在他身后还有一个老新闻人时时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