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戏曲：烽火映照的舞台春秋

1931年9月18日，枪炮声打破了华夏大地的宁静，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不屈抗争的血色山河中，戏曲舞台成为另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湖南，作为文化抗战的重镇，以其激昂的戏曲创作与演出，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梨园烽火照肝胆：田汉与欧阳予倩的戏剧抗战之路

盛夏的长沙，骄阳似火。笔者来到位于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村的田汉故居。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砖木老宅，沐浴岁月的风雨，几经修缮，却始终保留着那份文人宅邸的清雅风骨。

穿过陈列室，玻璃展柜里的手稿、剧照、信件静默诉说着主人的传奇人生。生于1898年的田汉，早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对戏剧的浓厚兴趣。那时的田汉，先后与欧阳予倩、洪深等创办了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校、南国电影剧社，主编了《南国周刊》《南国月刊》，创作了《咖啡店之一夜》《名优之死》等一批进步话剧，在全国掀起了“南国”艺术新潮，影响久远。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田汉认识到仅靠文艺活动无法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主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积极投身政治运动。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七七事变爆发时，田汉正在南京从事进步文艺活动。硝烟弥漫中，他将满腔悲愤化作戏剧的火种。南京的8月酷暑难当，田汉夜以继日地赶写《卢沟桥》剧本，常在灯下挥汗如雨。剧中，他生动描绘了七七事变的壮烈场景，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誓死卫国的英勇精神。

1937年8月9日，话剧《卢沟桥》在南京公演。所演之时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台上喊“保卫华北，收复失地，把敌人赶出去！”台下观众也跟着喊；台上唱《义勇军进行曲》，台下也跟着高唱。据史料记载，《卢沟桥》在南京连演15天，日夜两场，场场爆满。与此同时，上海演出了左翼戏剧界集体创作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宁沪呼应，拉开了“抗战戏剧”的大幕。

此后，田汉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编写了《新雁门关》《岳飞》等剧本，主编了《抗战戏剧》《戏剧春秋》等多种报刊，组织了十几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其他剧团在各战区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活动，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离开田汉故居，驱车60公里便来到了位于浏阳市区营盘巷的欧阳予倩故居。这座白墙青瓦的院落，掩映在一片翠绿的竹林中，显得格外宁静。

“欧阳予倩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欧阳中鹄是位开明学者。谭嗣同、唐才常都拜在他的门下，而唐才常又是欧阳予倩的启蒙老师。”讲解员向我们介绍道。

欧阳予倩曾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戏剧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者之一，与梅兰芳并称“南欧北梅”。他的代表作品《桃花扇》《回家以后》等，深受观众喜爱，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七事变后，他在“孤岛”上海领导戏剧界的抗日救亡工作，组织了“中华京剧团”，演出了由他编导的《梁红玉》等剧。在香港，他为“中国旅行剧团”导演了来自延安的抗战剧《流寇队长》和《一心堂》；编写电影剧本《木兰从军》，通过歌颂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犯的英雄人物，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欧阳予倩的戏剧作品，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力量。

在两位戏剧大师的故居里，触摸着那些充满历史温度的物件，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戏剧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而是燃烧在抗战前沿的火炬。中国戏剧人用戏剧开辟着民族救亡的道路，让每一个舞台都成为抗击日寇的战场。

三湘大地起狂飙：抗战戏剧的全民总动员

烽烟漫卷的三湘大地，始终上演着抗日救亡的“活报剧”。自九一八事变起，湖南戏剧界便以舞台为阵地，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省的抗日宣传浪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湘剧艺人廖升翥、苏迎祥等人便联合发起成立戏剧编撰组织。10月13日，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正式成立反日戏剧编纂委员会，年逾五旬的湘剧编剧罗裕庭挥笔写下大型抗日戏剧《倭奴毒》。这部凝聚着民族义愤的剧作，第一本《血溅沈阳城》于1932年1月29日在长沙新舞台震撼首演。据《湖南国民日报》记载，“倭寇种种罪行，尽情描写”的剧情，让台下观者皆义愤填膺，抗日救亡的火种在戏曲舞台上熊熊燃起。

七七事变后，湖南戏剧界抗日热潮达到空前程度。三湘大地涌现出130余个抗日戏剧团体，其中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也有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敌剧团；有专业剧团，也有学校、单位成立的业余演出团体；有成人剧团，也有儿童剧团……各种剧团遍布城乡，以戏剧为武器，将抗日救亡的呐喊传遍每一个角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先锋力量中，以廖沫沙、董每戡等为代表的文化名人，纷纷投身到抗日戏剧的创作与演出中。他们不仅用戏剧编剧、导演，还登台演出，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1937年10月，董每戡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一致剧社，用《打鬼子去》《天津黑影》《古城怒吼》等剧目点燃民众的抗战热情。更令人感慨和称赞的是，长沙儿童剧团与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的小演员们，也纷纷上台表演各种抗日戏剧，向广大民众传递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民间戏曲的自发抗争也显示出蓬勃生机。7个湘剧抗敌宣传队足迹遍及湘潭、衡山等20余县。队员们白天在田间地头教唱抗日小调，夜晚在晒谷场搭台演出《土桥之战》《雁门关》等爱国剧目。与此同时，其他戏曲剧种如巴陵戏、平剧、祁剧、衡阳湘剧、常德班、楚剧等也先后自发组成抗敌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广场演出是最具震撼力的全民课堂。1939年4月，大同抗敌宣传队在沅陵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剧中少女哭诉“日本鬼子烧了我的家”时，台下突然有老妇冲上台拥抱演员，哭喊道：“我的儿就是这样死的！”台上台下哭声震天，随即化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除了舞台上的硝烟，湖南戏剧界还开辟了文字宣传的第二战场。如黄芝冈的《旧剧中的汉奸意识》，王铁民的《发动乡土戏剧的改革运动》等文章，成为戏剧舞台的延伸，推动着湖南抗战戏剧从自发走向自觉。

回望历史长河，三湘大地的抗战戏剧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它不是少数人的呐喊，而是千万民众用泪水与热血共同谱写的救亡华章。那些在田间地头搭建的草台，那些在硝烟中沙哑的唱腔，终将与岳麓山的苍松、洞庭湖的波涛一起，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