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题词 大内涵

1941年元旦，延安中央医院的医生们结队前往杨家岭给中央首长拜年。11岁的保育院小学学生金德崇，也跟着父亲金茂岳大夫来了。他们先后给毛泽东、朱德拜年后，来到王明的窑洞，王明夫人孟庆树顺手送给金德崇一个红色布面的笔记本，上面还印有“救国日记”四个字。金德崇很是喜欢，觉得应该请一些人在上面写点什么，便悄悄问父亲：“可以请首长们给我题字吗？”金大夫说：“那你自己去试试吧！”

金德崇鼓起勇气返回毛泽东的窑洞，提出自己的请求。不料毛泽东爽快答应，还问他平时喜欢什么。金德崇说：“我喜欢玩！”毛泽东又问：“你还喜欢什么？”金德崇说：“还喜欢上学念书！”面对天真机灵的小学生，毛泽东很开心，随即用铅笔在金德崇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又学习，又玩耍”六个字，还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个故事，我是在《毛泽东延安时期题词选编》书稿中读到的。

这件小事，看似有趣，细细思量，却能品出毛泽东题词背后的一些心性奥妙。

题词，作为礼仪类的一种应用文体，一般说来，是用尽量简洁鲜明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期许、评价等等。所题对象，无非人、物、事。好的题词，大多可以成为朗朗上口而意味无穷的警句，不仅反映出题词者的语言概括能力，还能体现其思想性格和情感趣味，进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尚。好的题词，有时候还是一件完美的书法作品。因此，如果书法水平完全拿不出手，是不大好意思随便给人题词的。

无论是从书法艺术还是从内容表达上讲，毛泽东都是少见的题词高手。他的题词，语言文字特色鲜明、简洁明快，具有号召力和感染力。其书写格式，有横式的，有竖式的，布局宛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字体则独具一格，苍劲有力。

今天的人们，还能在一些公共场合看到他气势、寓意和书法均属上乘的题词。诸如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写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题写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以及1960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写的“艰苦朴素”，1963年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些题词，鲜活地跳跃着时代的脉动，铭刻下对各项事业的憧憬，塑造出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象。

以上列举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题词。从目前发现和陈列的史料来看，毛泽东题词最密、最有人际交往礼仪性质，也最生动有趣的年代，是延安时期。延安党史学者茆梅芳和田雨生，依据延安得天独厚的红色史料，秉承挖掘历史、还原历史的原则编纂的《毛泽东延安时期题词选编》，第一次全面地展示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题词内容、故事和书法。

《毛泽东延安时期题词选编》收集、编选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题词墨迹277幅，其中有许多是人们平常很少看到的。编排上，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为各界人士题词、为各类事件题词、为各类院校题词、为图书报刊题词、为英雄劳模题词、为烈士题写祭文、挽词、挽联。这个分类，比较均衡地反映出毛泽东题词活动的对象领域。更可贵的是，两位学者还花了大量功夫，考证了每一幅题词的来龙去脉，由此形成10万余字的叙述文字，使这部题词选编，不再只是常见的书法作品汇聚，而是充满思想性、史料性和可读性的著述。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的题词，形式上丰富多彩，既有祝词、训词，又有挽词和悼词；既有为报、刊、书的题名，又有为学校、部队的题词；既有为劳模奖状的题词，也有为碑亭、古迹的题词。题词内容，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领域，反映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工作的方方面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从题赠的人物来讲，有年长的朱德、徐特立等军政领导，有晚进的王震、习仲勋等领导干部，有张浩、关向应等在延安病逝的领导同志，有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烈士，有柳亚子、丁玲等文化名人，有施方白、董柏成、傅斯年这些来延安办事的国民政府成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到延安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随行记者，他都题词相赠。当然，毛泽东题词相赠最多的，还是普通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或身边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一些并不相识的小朋友。这应该是一种人民情怀的体现吧。转战陕北期间，他为中共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他发内心的立场和情感，也可视之为他题词的基本主题，这就是人民性。人民性，也是他的题词的功能所在，即宣传人民，动员人民，团结人民，激励人民、期待人民。毕竟，题词是要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的。

为此，毛泽东是把题词当作一项同人民群众对话交流的重要工作来对待的，而且是把它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去做。比如，1944年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举行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工作学习代表大会，晚上，在中央大礼堂观看京剧《三打祝家庄》。演出开始前，留守兵团张经武参谋长经请示后站在凳子上大声讲：“代表们，把本子拿出来，请主席为大家签字。”大家争先恐后来到第一排毛泽东座位前，足有一百多人，自觉排队等毛泽东签字。毛泽东为警备一旅特务营通讯连指导员王国靖题词：“胜利”；为留守兵团的战士张侠题词：“光明磊落”；为独立一旅连队副指导员刘书才题词：“光明正大”。据王国靖回忆，给其他同志的题字有：“团结”“学习”“生产”“进步”等字样。大约给三四十人题字后，还有上百位代表排队等待。张经武见状，担心毛泽东太累，又怕演出延迟开始，便劝代表们回到座位去，把笔记本收集起来，明天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签完后发还给大家。

即使1947年在陕北转战的危急途中，化名“李德胜”的毛泽东觉得有必要，也会主动为一些活动题词。比如，10月22日（农历九月九日）途经佳县，正逢白云山庙会，他站在群众后面看了一会儿佳县群众剧团演出的晋剧《反徐州》，回到住地，便让中央机关用“亚洲部”“长江部”的名义，给佳县群众剧团赠送了一面锦旗，还题写了“与时并进”和“人民喉舌”八个字，表达他对传统戏曲的时代性和人民性的看法。

为人、事、物题词，既然是工作，那么就必然要传达自己的思想，或明确政策，或宣传造势，或提倡作风，或沟通感情，或指明方向，凡此种种，便成为毛泽东题词的主要内容。比如，1939年，延安举办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毛泽东题写的是：“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斗争。”延安要举办世界语展览会，他给延安世界语协会的题词是：“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城南郊一条沟里依山建起的新市场要开业了，他便给新市场门楼起草了一副楹联：“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这些，无疑都是在借题词来宣达思想政策。

宣达思想政策，主要还是要紧扣题词对象的特点。1940年，毛泽东为八路军制药厂举办的制药人员培训班第一期毕业学员题写：“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举办“青年运动成就展览会”题写：“困难二字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为延安的儿童节大会题写：“天天向上”。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为有“民主之家”称谓的“特园”主人鲜英先生题写“光明在望”。这些题词，很符合对象的身份，因而显得很亲切。

题词作为礼仪交往文体，最需要的是真诚。有了真诚，就有对题词对象的尊重，有感情在里面，词语表达也就拥有鲜明具体的针对性，特别是在对人的称赞性评价方面，总是妥帖，准确。比如，毛泽东为朱德六十寿辰题写“人民的光荣”，就没有局限于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和八路军总司令的形象，而是用更大的视野，来概括他六十年人生的政治意义。毛泽东为徐特立七十寿辰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这当中，有三个关键词：老、坚强、战士。我们知道，徐特立20岁那年，为抗议清政府对外妥协，在演讲中抽刀断指，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位地道的“猛人”。辛亥革命时，他参加湖南起义，当选为湖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许多人远离中国共产党而去，他却在革命陷入低潮的关键时刻，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还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以后又经历万里长征，从来没有退缩过。如今七十岁了，称他为“坚强的老战士”，实在准确。其实，在徐特立六十岁的时候，毛泽东就写过一封贺信，可视为这个题词的注脚。里面说：“你比一些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

此外，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并担任过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张浩（林育英）病逝后，毛泽东为其题写的挽联是“工人先锋，战士楷模”。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题写的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说刘志丹是群众领袖，主要是指他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在当地拥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群众威望；说他是民族英雄，因为刘志丹是在1936年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在战场上牺牲的。这些“盖棺论定”的题词，体现了毛泽东非常独到的评人本事和知人论事的独到眼光。

毛泽东的题词，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联系群众的方式，一种调查研究的活动，真切地拉近了他和同志们的情感联系。1942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表彰了一批模范人物。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为每一位受奖励者的奖状都亲笔写了赠言题词。在中共党史上，像这样由党的领袖一次性给为数众多的干部题词予以嘉奖的情形，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次。如何做到给每位获奖者的赠言题词，不千篇一律，无疑煞费周章。但思想活跃、情感真切的毛泽东做到了，而且基本上都贴近获奖者的特点。

他这次集中题词，可分为三类。一是给部队领导干部的，比如，给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题写的是“有创造精神”，给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维舟题写的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给359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题写的是“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给359旅供给部政委罗章题写的是“以身作则”。二是给地方领导干部的，比如，给关中地委书记兼关中分区专员习仲勋题写的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陇东地委书记、陇东分区警备司令部政委马文瑞题写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给三边分区专员罗成德题写的是“不怕困难”，给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题写的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给赤水县委书记任成玉题词写的是“为群众谋福利”，给清涧县县长黄静波题写的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给延安县县长刘秉温题写的是“善于领导群众”。三是给机关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如，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处处长范子文题写的是“机关生产的模范”，给电台台长出身的科长级干部王明祥题写的是“掌握技术，提高一步”……每一类获奖者、每一位获奖者，都有特点，且不重复。没有对党的精神作风建设的整体布局，没有对每一位获奖者事迹的真切了解，没有善于提炼概括的文字能力，没有对题词对象的热情认可，没有对题词这项工作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很难写出这些丰富多样而又恰如其分的文字的。总体上讲，这些题词，实际上也是人们后来概括的延安精神的丰富内涵。

阅读《毛泽东延安时期题词选编》书稿，不尽感慨。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期，是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而这些，都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当中。毛泽东的题词活动和题词内容，正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方面记录和见证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过程，影响和带动了党内良好作风即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的题词，反映思想，记载历史，评价人事，营造风气，彰显精神，表达期望。编选和出版《毛泽东延安时期题词选编》，对于我们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促进红色文化发展，讲好延安故事，发挥好党史、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是有重要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