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当“呼”
——人生散记之一

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人之初诞，先呼吸而后发声。

接纳，是生命的第一吸；吐出，是灵魂的第一呼。若以汉字象形之意比之，吸如撇，呼如捺，一撇一捺，构成甲骨文的“人”字，形如侧面垂臂而立之人。《列子·黄帝》释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尔后迭经金文、小篆、隶书，演变至楷书，写成“人”，状如跨步行走。

我在幼年，赶上末班私塾，得以接触古文。经年诵读，识得汉语之简洁瑰美。《诗经》之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似懂非懂，却能琅琅上口，掩卷之后，齿颊余香。唐诗宋词，乃文字化的笙歌管弦，随吟咏起伏而击节赞叹，其音韵之美，入骨三分。即使通俗小说《聊斋》，开卷即惊，言简意赅，字字入脑。如：“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数语之间，情境毕现。

大学误入外文系，专攻日语，乃命运之播弄。深入学习后方觉：文字之形制，日文袭汉而远逊于汉；结构繁复，文句常有床上安床，屋上架屋之累赘。两国关系更添疏离，近之不得，远之抱憾。

1977年秋，我进入中共湖南省委《新湘评论》杂志社编辑部，算是重拾中文。1979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班，又重修日文。此后20载，常在两种文字中纠结折腾。中文，是我心之所属；然因非科班，也无出色业绩，爱之不甚自信。日文，则欲抱而不能，因岗位所限，难施身手。徘徊反复，蹉跎不前，直到1994年10月，在济南舜耕山庄，偶然读到余光中先生散文集《听听那冷雨》，惊为天籁，如拨云见日，彻悟心窍。

书中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雳，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余先生将汉字的视觉美、象征力与文化磁性发挥至极致，激起我创作的冲动。那一刻，我恍然顿悟：散文，原来可以这样写！

余氏文章，汲古酿今，以赋为经络，散体为血脉。诸如《听听那冷雨》《登楼赋》《逍遥游》《丹佛城》《九张床》，皆辞采斐然、文气贯通。我翻来覆去地读，如王蒙所言：“拼命读一个作家，读上一星期而不倦，则此人必为大家。”

然而，更动人的是阅读中生出的幻觉——

初读，如遇故人，仿佛先生正是我旧时塾师，伴我雕章琢句，刻意求工；

再读，不见其人，惟余我，徘徊于字里行间，沉醉而不知归返；

三读，连文章亦不见，只见一串脚印，深深浅浅，从天外逶迤而来，又逶迤而去；

更读，连脚印亦无，唯有天籁，无形无影，有声有韵，绕梁不绝。

呼吸，看似无形无声，却暗合热血奔流之节律。试想你从噩梦中惊醒，或由高原返平地之瞬，贪婪吸入那一大口富氧的空气——你便知：呼吸，是灵魂最原始的搏动。

正是有了这些觉悟，让我下定决心，改换赛道，余生以散文为志。然非一味模仿余光中。余先生高妙，在语言的弹性、密度与质地。他的名言“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甚合我心。说到题材，却略显局限。而我之所图，则在“破体”与“风格”。

所谓“破体”，即将小说的情节布局、影视的画面感、政论的锋芒灌注于散文；

所谓“风格”，即汇聚记者之敏锐、学者之识见、诗人之热情于一炉。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直抒胸臆：“文化也者，先‘文’后‘化’，亦‘文’亦‘化’，全身心与文俱化。一笔在手，犹如乾坤圈在握。唯觉文能补气，文能丰神，文能御侮，文能敌贼，而不复忧虑其他、顾忌其他、等待其他。”

初啼之作，是《文天祥千秋祭》。开篇曰：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760岁。7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他生于公元1236年。当他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47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又一根立柱，虽共工也触不倒的擎天玉柱。”

结尾曰：

“民族精魂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常常要推出一些人来为社会立言。有时它是借屈原之口朗吟‘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它是借霍去病之口朗吟‘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这一次，便是借文天祥之口朗吟《正气歌》。歌之临空，则化为虹霓；歌之坠地，则凝作金石。五岳千山因了这支歌，而更增其高；北斗七星因了这支歌，而益显其明；前朝仁人因了这支歌，而大放光彩；后代志士因了这支歌，而脊梁愈挺。”

此文初投数刊，皆石沉大海。被采用、转载、入选教材，已是多年之后。人有命运，文章亦然。我曾自信地对友人说：“它终会成为范文。”自信之由，不惟是文天祥的历史高度，更是我自身文字中，那一声穿云裂石的“呼”。

这一呼，是对庸常哲学的否定，是对崇高信仰的礼赞，是对散文可能性的奔赴与召唤。

稍后，我在《十月》杂志开辟“长歌当啸”专栏，说白了，便是“长歌当呼”。

倘若你读到这里，请珍重你灵魂中的那一口“呼”，犹如珍重生命本身与宇宙的契约。

当你为情绪所困，为生计所迫，为俗务所缠，不妨停下脚步，平息心潮，深吸一口气——然后，呼。

这一呼，就是情感的吐纳，文学的力量，定能让你看见崭新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