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湘评论：不要被“小报告”左右

　　什么叫“小报告”?现代汉语是这样释义的：怀着不正当的目的，背地里反映不真实的情况或说人坏话，谓之“小报告”。

　　古往今来，被“小报告”蒙骗，并由此使自己和他人深受其害的并不鲜见。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费无忌打“小报告”颇有“成就”。楚平王为儿子娶亲，派费无忌前往迎娶。费无忌看到新娘如花似玉，便心生邪念，快马回宫对楚平王述说姑娘之美，同时进言趁太子尚未见面大王先娶之。好色的楚平王被巧舌如簧的费无忌说得春心荡漾。转眼这位本该成为太子夫人的秦国姑娘，便成了楚平王的妃子。移花接木的费无忌也由此成了楚平王的“知己”。但费无忌做贼心虚，知道太子迟早会接班，便在楚平王面前诬陷“太子要谋反”，楚平王遂下令捕杀太子及其老师伍奢父子，太子与伍子胥只得逃离楚国。后来，伍子胥率大军复仇，楚国灭亡。如果要寻根溯源的话，费无忌是“功不可没”的。南北朝时期的鲍邈之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鲍邈之是太子肖统身边倍受信任的太监。太子母亲病故不久做“生忌”，太子安排鲍邈之去值宿守夜。没想到鲍邈之竟擅离职守，借机和宫女鬼混，被太子巡查时撞见。太子宽厚，没有治他的罪，只是没有像从前那样亲近他了。鲍邈之不仅不思报恩，反而怀恨在心。他探听到皇帝身体不适，就捏造事实密告太子“请道士作法，埋蜡鹅咒皇上早死，阴谋夺权篡位”。太子蒙不白之冤，气急交加，一病不起，年仅31岁就驾鹤西奔了。不曾想到这位编纂《昭明文选》的太子，竟然死于鲍邈之的“小报告”之下。

　　历史走过了两千多年，费无忌和鲍邈之这类无耻之徒，早已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他们的阴魂未散，做派仍在，而且无中生有和造谣诽谤的手段更高明了。他们要么想方设法制造矛盾，引起领导对你的“疑心”，酿成你与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要么挖空心思杜撰男女之间的“桃色新闻”，搞得你声名狼藉。平时，通过“听说”和“据说”要么透点“风”让上级去“捕”；要么生个“影”让领导去“捉”，导致一些正直贤能之士不是遭受不白之冤，就是被长期弃之不用。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匡正社会风气的今天，“小报告”理所当然应在清除之列。

　　要敢于对簿公堂，以正视听，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由于打“小报告”的人动机不纯，并且采取的手段又大都是子虚乌有，所以“小报告”就像冰雪见不得太阳。康熙晚年，江南总督噶礼，贪婪骄横，尤喜排斥异己暗中整人。当时苏州知府陈鹏年，官声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忌恨在心，趁机参劾，要将他充军黑龙江。康熙认为陈很有才学，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他调到京城编修史书。噶礼不肯罢休，又密奏陈鹏年写过《游虎丘》的诗，说诗中有怨恨不满情绪，应予治罪，并将原诗密封附上。康熙阅后，认为诗没有什么“怨恨悖谬之心”，再看密奏感到噶礼完全是挟嫌整人。心想自己如果看后只是搁置一边，那么噶礼之流就会觉得皇上心中默许，今后还会用类似的密奏来加害他人。于是召集群臣，当众宣布：噶礼这个人总喜欢惹事生非，苏州知府陈鹏年稍有一点声誉，噶礼就想坑害他，同时将噶礼的密奏和陈鹏年的《游虎丘》一并公之于众。康熙这一正义之举有力地打击了噶礼等人的嚣张气焰，净化了官场风气。

　　要善于去伪存真，惩恶扬善，不让小人因此得势。一般来说，“小报告”是不能直接杀伤当事人的，只有遇上轻信流言蜚语的昏君，当事人才会倒霉。所以“小报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小报告”的轻信。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学会观察分析问题。在这方面春秋时期齐威王的作法可资借鉴。史书记载，齐威王当政初年，不断听到左右近臣讲即墨大夫的坏话，“毁言紛至”；又经常听到左右近臣讲阿大夫的好话，“誉言同开”。齐威王没有以此判断两位大臣的优劣，而是亲自到即墨大夫和阿大夫工作的地方实地考察。结果与近臣们说的完全相反：即墨管理的地方，土地得到开发利用，农业丰收，民众富足，官吏勤谨，地方安宁。而阿大夫统治的范围，田地荒芜，草封苗脊，民众贫苦，无力抵挡赵国和卫国的入侵。为什么毁誉之言与实际情况出入这么大呢?齐威王通过深查细究，发现原来是由于即墨大夫“不事吾左右以求誉”，而阿大夫则“币厚吾左右以求誉”。齐威王立马给即墨大夫以万户食邑，把阿大夫和为他歌功颂德的喽啰们下了油锅。从此，人人不敢混淆是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试想：如果我们的掌权者都能像康熙帝和齐威王那样对待“小报告”，那么此妖魔就会逃之夭夭、销声匿迹，我们的社会就会乾坤朗朗、海晏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