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一课】记者的责任

    梁衡，本刊顾问。我国著名散文作家、新闻理论家，历任《光明日报》记者、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本期“精彩一课”我们为大家编发梁衡同志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演的第一部分《记者的责任》，请读者关注。

    讲这个题目前，我先讲一个故事，一个新闻史上再也抹不掉的故事。1980年，一个青年作者向《吉林日报》投稿，这篇稿子刊登在2月9日的报纸上，题为《钱被大风刮跑以后》，获得本年度的全国好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前身）。大意是说作者大风之后在长春大街上骑车，不小心撞上一个老人，把他手里的一叠人民币撞落在地，又被风刮跑，街上四处抢钱，老人失声大呼时，人们又陆续把钱送了回来，原来是帮他拾钱。再一数，又多出一张，原来是一位中年妇女把自己的一张钱也混了进去，人群中发出一阵笑声。这是一篇很精致的稿子，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现场感都有。当时大家也觉得好，社会反响也好，所以得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最高奖----好新闻奖。但是事后被人揭发是一条假新闻，很快又被撤销奖项，这就成了中国新闻奖评奖史上唯一的案例。这引发我们一个思考，如果稿中事实没有错呢？不就没有事了吗？什么都好，就差这一点，真与假交汇处的这一点。真理多迈了一步就是荒谬，就一票否决，全盘皆输。我相信作者也是在做着成名、得奖的梦，他的奖牌已经到手，但随即又破碎了。表面上看是稿件的真假，实质却是一个记者的责任，对事实负责，对读者、社会也是对自己的名誉负责。这是新闻工作的最大的个性，是它的前提、支柱。

    凡社会上的工作可以相对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性劳动（不是指个体劳动者），即劳动者工作目的重在个人的成就，更多考虑的是对自己负责，即马克思说的，“只为自己劳动”。比如一个农民工，进城打工为了糊口；一个作家、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成名；一个科学家为了某一项研究的成功等。这类工作的对象是具体的物，其劳动效果和劳动者的利益直接对应。虽然，他们的成就最后都要造福社会，但其工作的初始动力主要是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欲（许多诺贝尔得主回答记者关于研究动力问题时，只有两个字：兴趣）。

    另一类是社会性劳动，即劳动者的工作目的，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社会服务性，追求社会效果和社会成就感。是为他人谋福利，先天下之忧，更多考虑的是对社会负责。即马克思说的“为共同目标而工作”。工作对象是有生命的人，劳动效果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种间接对应关系，他人先受益，然后个人间接受益。这类职业最典型的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有医生、教师，记者也属于这一类，有强烈的服务性和奉献牺牲色彩。

    于是，我们发现，两类工作最大区别是社会责任感的不同。个体性劳动，主要在追求自身的成功；社会性劳动，则在追求对社会的贡献，甚至是牺牲。他在求成功之前首先要奉献，要讲责任，尽责的彻底程度决定了他的成就和名声的大小、威信的高低。就像高风险有高回报一样，敢于担大责的人才会有大成就。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因为有大师。每个有大作为的人不是他的本事大，首先是他的责任心大，社会给他提供的舞台大。记者和政治家同属于一种社会性劳动的大舞台，尽职尽责，活跃于其上的人要珍惜这个舞台。中国历史上有个宋徽宗，放着皇帝这个社会性劳动的最大舞台不好好干，去搞个体性劳动的书法、绘画，他主持编了四本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和《宣和风筝谱》。还有个李后主不好好治国却善写词，结果都成了亡国之君。明代有个熹宗皇帝不好好理政，却迷上做木工。做好的首饰盒，让太监拿到市场上去卖。他们当然也成就不了什么大业，成不了秦皇汉武。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社会性劳动大舞台，我们不要学宋徽宗，丢了大责任，去搞小作为。 

    马克思在《青年选择职业时的思考》一文中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也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记者可以发光，但不能直接发光，他不是太阳的光，是月亮之光，他得先捧起一颗太阳，才能反射出光亮。30年代老诗人鲁黎曾有一首诗：“老是把自己比作明珠，总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比作泥土吧，让别人把你踩成一条路。”记者也是这样：“把自己比作一个太阳，总觉得还不够亮。把自己当作月亮吧，要发光，先用双手托起一个太阳。”一个老记者，一生不知写了多少典型，捧起多少个太阳。然后他自己才可能得到一点光亮。就像一个政治家，他的思想和行动不知为多少人带来幸福，他才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也已记不清借媒体挖掘表彰了多少个人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成名作《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稿中新闻人物由农民破格被录为国家干部，任当地科委副主任，改变了他的一生。我这篇稿也获当年度中国新闻奖。这个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获赵树理文学奖。干我们这一行就是为隐者立传，为无名者传名。

    记者就是马克思说的为使他人完美，他人幸福，因而也自己最幸福，最完美的人。他除了业有所成，在人格上还能成为伟大的人。所以职业道德对记者来说不单是人格高低的标志，还是事业成败的前提。记者职业、道德的核心是六个字：“无私心，担责任”。有私心是当不了记者的，它注定你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担当起社会责任。这是我们研究记者成功之路的大前提。

    记者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粗略分一下有三项：传播责任、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

    传播责任

    传播信息是记者要承担的一切责任中最基本的，就像士兵要打仗，农民要种地，工人要做工一样，这是职业的规定。这里有三条，一是不能漏报新闻，不能不作为，该报的一定要报出去；二是不能报假新闻，不能搞职务犯罪；三是尽量报大新闻，把工作做到最好。

    1.关于不报新闻。这好像不可能，但确实存在。有两个原因，一是偷懒、疏忽、失职，二是借权谋私“有偿不闻”。2002年查处的某中央新闻单位4名记者及地方两家小报7名记者共11人收受当事人的金元宝和现金合计7.46万元，因而不报一个矿的矿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种种私利的诱惑，传播失责，不报、假报时有发生。这也是新闻界的老问题，估计还会存在下去，这也是记者修养的一个永恒课题。

    2、关于虚假新闻。发虚假新闻在作者常常是为了上稿，在媒体是为了引起轰动，扩大发行、争取广告，借商业规律来做新闻。主要的投机手法有二：一是文学性，编故事。典型例子有，1990年全国多家报纸报道的钓鱼钓得一个藏有金戒指夜壶的新闻；2001年3月14日《羊城晚报》《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的新闻。二是投政治之机，捕捉政治空气，围绕中心工作编造新闻。典型的有前面提到的1980年2月9日《吉林日报》刊发的《钱被大风刮跑以后》。奇怪的是，这篇稿子虽当年度被揭露，并取消奖项，以后20年来还是多次地被模仿、见报。只是人物、情节稍有改动。钱也由5元一张升为百元一张。还有1990年9月22日《四川法制报》关于计划生育的假新闻《杖打屁股签合同》。

    3、关于报大新闻。作为一名记者，不能不报，不能错报，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报什么。很简单，拣最大的事来报。记者既是社会性劳动，就要以全社会为己任。这一点和政治家有相通之处。政治家靠民众拥戴；记者靠受众吃饭。政治家考虑问题，总是从大多数民众着眼，孙中山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毛泽东在延安问胡耀邦：什么是政治？胡答不上，毛说：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他在陕北佳县为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新闻就是宣传鼓动众人之事，名记者就是把自己的读者吸引得多多的，是为最大多数的受众写稿。要克服小我、小众、小报意识，放眼抓大事。不要被小花絮、小情节误导。每天去追那场体育比赛几比几，哪个明星有什么绯闻，哪个地方有人跳楼，这怎么能成名记者。1991年又有一篇参评全国新闻奖的稿件，是记者在岁末年关之夜到妇产医院去等，钟声一响哪一个孩子先落地，就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这不但不能得奖，根本就不是新闻。它受众面太小，除了父母亲朋关心，社会上并不关心这件事。

    徐宝璜先生是中国新闻学第一人，他当年在北大讲新闻学说：新闻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若为全体阅者所注意，则为绝好新闻。新闻的影响面是以受众的多少为半径。无信息则无新闻，没有事就没有记者，无大事则无大记者。凡大事都是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事。社会上每天发生各种事，大部分只影响一时、一地、一部分人，但当这事，不管它是什么内容，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卫生的、体育的、文艺的，如果足以影响到一省、一国，全球，关系到最多的人的利益时，它就是政治。2003年的“非典”流行，本是卫生，变成了政治；2008年的奥运，本是体育，已是政治。2005年台湾国民党代表团访大陆，第三次国共合作是政治；2006年西藏铁路通车，是政治。为什么？这些事影响大，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社会反响最大，记者必抢、必抓的新闻，也是记者成名的最大资本，最佳捷径。要成为名记者，但又排除政治，躲避大事，这不可能。只有站在政治的肩膀上才能成为名记者。

    在传播责任这一点上，除前面提到的有意犯错误外，易犯的毛病有二：一是采不到消息就强调客观，怨当地不出新闻。二是看不见大新闻，热心于小花絮、小镜头，小报意识。这里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一是，记者出门跌一跤，也要抓回一把土，不能空手而归。二是，贝壳虽好看，捡得再多也盖不成大厦。要训练自己抓大事的采访意识，眼花缭乱全不管，千头万绪抓大事，沉着冷静挖大事。

    一个记者完成了传播责任，算是基本尽责了，他也算是基本成功了，能完成任务，他只作到了是一个信息传播者，可以打60分。真正尽职尽责争取大的成功还要履行下面的政治责任、文化责任。

    政治责任

    政治责任是指我们在采、编、报、播等阶段都要按政治准则、政治纪律办事。这准则、纪律是新闻以外的事，它不但管新闻也管其他部门，是基于全局、全社会利益的准则，大家都要遵守。只不过新闻在遵守这个共同原则时又加进了自己的个性，体现了新闻规律，是政治与新闻两个规律的结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后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强调的政治家办报。政治责任可细分为三种责任。

    1.安全责任。把新闻报道提升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高度不是耸人听闻，是客观存在，也是为了引起重视。这几年作为一种战略，各国都在谈论与国家利益有关的安全概念：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等等。新闻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确实涉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现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稳定压倒一切。我们是执政党，主要使命是带领全国人民搞建设，不像革命党时期，主要是夺权。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6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定。国家建设、安全平稳发展是主题。不只我们，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自己掌权却又来搞乱自己。新闻是社会的黏合剂、润滑剂，在国家安全、稳定方面负有特殊责任。报与不报、报大报小，这里面都有政治。一个记者在履行国家安全责任方面，做得好是正常的，做不好则必定闯大祸，更谈不上什么成功。典型例子有：老报人徐铸成1979年披露的一条冷藏了30年的涉及北京和平解放，绥远国民党军起义的新闻；2003年1月7日《新安晚报》关于两名女学生车祸身亡的报道，引起当地社会动乱的新闻；2003年1月18日柬埔寨《吴哥之光》报道关于泰国女影星言称吴哥应属泰国的言论引起两国外交危机的新闻。在今天电子媒体发达，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制造舆论，控制信息、引导信息更成了一种斗争手段。美国已经正式组建一支信息部队。

    2.导向责任。传媒为什么要讲导向，这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新闻的本质是信息，传媒的最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一个重要属性是“矢量性”，像射出的箭一样有指向。大众传媒，要考虑把大众导向何处。起码有两条，一是政治标准，国家、民族利益；二是道德标准，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两条构成社会的价值体系。不符合这两条就是误导。同时也决定着记者的价值取向和职责定位。靠什么导向？两点，一是靠言论直接指导，旗帜鲜明。比如2006年4月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的不友好行为，中日关系一时紧张，国内出现诸如抵制日货等这样不理智行为，不利外交大局。这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5篇署名文章。指出“要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感情。”道理一说清，群众情绪立即平静，此后中日关系便一步步迎来转机。二是靠大量的事实、信息引导。特别是注意用头条引导。无论编者还是读者都是先看头条。头版是脸，头条是眼。写好头条，选好头条，考验传媒人的综合能力，特别是政治导向能力，这里有一个“三点一线”的公式：你首先要知道中央在抓什么，这是大局；第二要了解群众在想什么，这是基础；然后去找既符合中央精神，又反映群众呼声的那件新闻事实，即中间这个点。做到三点一线了，就是好头条，就引导成功了，你就尽到了导向责任。常犯的毛病是两点一线，如上面有新精神，在街上拦一个路人请他对着镜头，说几句感想，好像有上下两点，但无生动的新闻事件这个点，生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急就章。还有记者发现一件事，也是当地群众关心的，但和全局关系不大，与上面这个点对不上，没有影响，甚至起负作用，也不行。比如，某地方发生一个突发事件，就不一定拿到全国大报上来登。好记者、好编辑既能三点连线又不露声色，以事引人，就像既有好剧本高屋建瓴，又有好演员以目传神，这样版面上就好戏连台了。如：人民日报2004年12月在年末连发9篇为民工讨薪的新闻；2005年8月19日头版《全国公安机关开门大接访》的消息，疏导社会积怨。

    3.监督责任。监督是一种权力。社会上将记者称为“无冕之王”，主要指可借助舆论力量来匡扶正义。社会每个成员都要有责任，为履行责任就要有监督，没有监督的行为必然泛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膨胀。我们有各种机构、制度、纪律（如人大机关、纪委等）来行使监督，这是硬监督；还要有传媒的舆论监督，这是软监督，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硬、软两手都要用，监督才有效。从这个高度看，就知道记者身上监督责任的政治意义。是代行人民权力，既要坚定，又要慎重。

    传媒和记者成功的一半是监督。这考验你的立场、判断力、智慧，最终提升你的影响度。记者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又是成功的机遇，一般来讲监督批评稿的影响比正面稿影响大，对记者带来的个人成名效应也大。监督在政治责任中是最难把握，最需要小心使用的。如《人民日报》2005年3月28日关于圆明园防渗工程的批评报道，前后持续一个半月，发稿20多篇，这一个批评监督报道涉及环保、信息公开、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将社会建设推进了一步，记者赵永新也被评为年度环保人物，他在尽责的同时收获成功。

    但是，切记监督权不可滥用，更不可公权私用。例如：有记者借发批评稿到地方进行敲诈要钱、要物，因而身败名裂。

    对一个记者来说，履行政治责任，讲政治，这时他所发挥的作用就不是简单地传播了多少信息而是站在全局的立场上，运用新闻手段，新闻规律来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推动历史前进。这时会突然发现我们是记者，但同时又不是记者。我把他称为“位移现象”。就像蔡元培从校长身份位移至社会活动家，当然也有反向位移，像宋徽宗、李后主那样。我在上夜班时处理过人民日报刚从学校出来不久的青年记者张志峰的两篇稿。一篇是《为烈士寻找回家的路》，讲几个大学生怎样帮着把50年前几位烈士的阵亡通知书找到亲人，送到家乡；一篇是《给爸爸妈妈洗脚》，讲大学生假期回家完成一份特殊的作业，是孝心教育。可以看出这个青年记者那份真诚的政治责任心。这已经超出传播责任超出记者身份，是在心忧天下。

    新华社一个老记者说过，记者最像什么？像县委书记。我说还小一点，你是哪级报社的记者，就要以哪级党委一把手的目光、胸怀、工作艺术来要求自己的稿件、版面、节目。当你最大地尽到一个记者的政治责任时，你已经不知不觉中位移而成熟为一个政治家了。从记者而成为政治家，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成功。

    文化责任

    记者的传播责任是工作给他的任务；政治责任是社会对它的理性规定，而文化责任则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记者传播的信息将随时积累为文化，进而沉淀为历史。

    传媒人要对文化负责，对历史负责。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新闻在文化中的定位。什么是文化，词典解释：“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般又特指精神财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三句是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的构成有四个条件：其一，要有超越前人的积累；其二，要有对错误或落后的批判；其三，要有新的个性的创造；其四，要经得起实践检验，能推广普及。即：积累性、批判性、创造性和普及性。明白了这个基本概念，就会发现传媒和记者在文化构成的每个环节中都在起作用。我们平时看似简单的一个传播行为，实际在完成积累、批判（鉴别）、创新（表扬）、推广四个动作。他把分散的、易碎的信息进行积累，去伪存真，筛选出那些最具创造性的个性的东西，一边普及，一边为历史留存。平时千百万读者看到、听到的信息，历史典册中将保留下去的事实、知识，都要经过我们的笔、版面、镜头来过滤，文化责任不可谓不大。

    由于文化责任不像传播责任、政治责任那样，因事实的对错、导向的好坏立见效果，在新闻责任方面常被忽视。它是一种潜在的、间接的责任，更要见记者的知识、思想、业务等综合功力。

    记者在文化责任方面有这样三点要注意：

    1.既然负有筛选、积累、传播的使命，就要给读者以准确的知识，以分清对错。因为文字知识、历史知识及各种百科知识缺乏，而稿件错误迭出，似是而非的事在媒体上时有发生。曾有这样一个稿子是说大学生到颐和园参加破冰劳动的，大标题是：“数千学子竞抖擞，昆明破冰迎风走。”单用昆明是云南省会，“抖擞”不与精神连用，就是抖落、抖动。成了北京的大学生跑到云南的冰面上去打哆嗦。其他诸如电视上的字幕、对白、剧名，也常有差错。如最近纪念长征的电视剧剧名《雄关漫道》，把说道的道理解为大路的道。还有“赌博、吃喝、跳舞等不正之风”这样不准确的提法等。1994年中国新闻奖评奖，预评时有一稿入围一等奖。其中有一句话：“一个大中型企业”。既是一个，只能大或中。就这一点错，定评时由一等奖降到了二等奖，作者和报社大呼遗憾。至于有意无意传播错误知识的就更多了。

    2.既然负有批判、鉴别的使命，就要给读者以先进的思想，以区分先进与腐朽。新闻虽是在信息层面运作，但却要由思想层面指导。恩格斯说人是猴子变的，但猴子看猴子不如人看猴子更清楚。实践产生理论，但实践不能指导实践，必须靠理论来指导。我们在写稿、编稿时，常要用到思想理论层面的东西来指导新闻业务。如：2002年12月10日我在人民日报值夜班，有一条关于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的新闻已经上版，就坚决扣下。这样大的事怎么敢随便表态呢？有的报登了，第二天网上一篇声讨声。这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有一篇稿是讲拥军的。说部队上一位战士训练中牺牲，留下妻子、孩子。村里一位小伙子看到母子生活困难，就主动上门为婿，年龄比女方还小十多岁。爱情可以超越世俗，但以此来作为拥军典型则不行。

    3.既然负有鉴别、扩大、积累的使命，就要区分美丑，给读者以正确的审美观。有些媒体，审美鉴别能力弱，过分强调版面、节目的娱乐化，甚至走向庸俗化。读者对传媒的阅读接受从低到高有６个层次：刺激、休闲娱乐、信息、知识、思想、审美。不同媒体可以各有侧重，但你必须以后三个层次，即较高层次为指导，作判断，就像幼儿、小学教材必须要成年人来编。媒体不能被受众的低层阅读兴趣所牵引。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人有粗野性，要靠艺术这只慈祥的手来拯救。他指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两种：较低级的欲望关系与较高级的审美关系。审美对象要靠审美者的主观鉴别力来区分、接受。面对一个裸体模特，三流画家的笔下是一种表现，徐悲鸿又是一种表现。1993年中新社发了一篇《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文章，这下不得了，许多小报可找到炒作机会，转载时纷纷改标题为《周恩来的初恋女友》、《一个与周恩来擦肩而过的女人》。鲁迅当年曾批评一张小报是：“怂动低级趣味者的眼泪。”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取向。网站上曾轰动一时的木子美现象实质也是个文化责任问题。

    上面，当我们讨论新闻传媒和一个记者的三项责任时，不得不涉及传播、政治、文化的规律，特别是它们与新闻的关系。于是我们又发现研究履行责任的过程，就是一个成功新闻人的修炼过程，而当责任尽到最大，就是一个优秀的名记者的产生。陆游说功夫在诗外，新闻之外的功夫在哪里？政治和文化是新闻的两个最大的外功。对一个记者来说，政治责任是让你不小、不私，高瞻远瞩，光明磊落；文化责任是让你不浅、不俗，学养深厚，敏锐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