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书院与湖湘文化海外传播

极富地域特色的湖湘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湖湘文化历史悠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中华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湖湘文化亦崛起并对外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湖湘书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湖湘书院与湖湘文化

对于湖湘文化这个概念，从时间维度来看，学术界目前的认识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湖南地区自石器时代开始所有时段的文化都可称为湖湘文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湖湘文化，应该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理学文化（儒学文化），而湖湘地区只有到了两宋时期理学产生并兴盛，儒家文化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此前湖南地区的地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史前期“苗蛮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湘楚文化”。湘楚文化是打上湖南先秦时期本土文化烙印的楚文化，其性质与儒家文化差别是非常大的。湖湘文化的形成，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是北宋周敦颐开创理学，重续儒学道统，后来南宋湖湘学派将理学在湖南地区发扬光大，湖南遂成“理学之邦”，理学文化（儒学文化）即为湖湘文化思想内核。在这个过程中，书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文化载体作用。

理学开创者周敦颐所处的北宋时期，正是书院创建逐渐兴盛之时。就湖南而言，早在唐代，就已建立7所书院而“居全国之首”。到了北宋，湖南的书院数量已达12所，而且衡阳的石鼓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与江西九江的白鹿洞书院及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并为四大书院。周敦颐一生学术活动与书院密不可分，他还亲自创建濂溪书堂，在书堂中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到了南宋，湖南书院的数量猛增至44所以上，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湘潭的碧泉书院与长沙的岳麓书院。

碧泉书院是南宋湖湘学派的诞生之所和第一个学术基地，也是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进行理论创新的地方，还是湖湘文化兴盛之源。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胡安国带领家眷为躲避战乱来到湘潭碧泉，创建了书堂，后改为书院。他在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标志着湖湘学派诞生。湖湘学派的开山之作是胡安国的《春秋传》，此书主要就是在碧泉书院写作完成的；湖湘学派最具创新价值的著作，是胡宏的《知言》，此书完全在碧泉书院完成。

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第二个学术基地。岳麓书院前身为唐末五代时期的僧人办学之所，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在北宋时岳麓书院办学不辍，但只有到了南宋时期，胡宏弟子张栻等人从碧泉书院转移到岳麓书院，才形成了震古烁今的学术与教育影响力。碧泉与岳麓，山水相连，岳麓书院依山而建，碧泉书院临水而筑，极具象征意义。恰如朱熹诗句所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清冽的碧泉，是湖湘学派和湖湘文化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而巍峨的岳麓山，则是湖湘文化厚重的基座。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赞誉湖湘学派为第一大学派：“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当时的士子学人亦“深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借助碧泉书院和岳麓书院这两所书院载体，促使湖湘文化兴旺发达，是湖湘文化兴盛之源。

以书院为重要载体的湖湘文化海外传播

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湖湘文化，其产生与发展以书院为至关重要的载体。广义的文化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处于文化的表层，可以说是“形而下”之“器”；精神文化处于文化的深层，是“形而上”之“道”，制度文化则居于二者之间。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它决定文化的性质，影响文化的外在表现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书院是一个文化综合体，以精神文化为基石，同时也蕴含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在湖湘文化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书院也是重要的媒介。受我国古代书院文化影响，海外很多国家直接建立中国式的书院并依托书院介绍和引进儒学思想。比如，朝鲜中宗时期，儒家学者周世鹏在丰基郡竹溪创办白云洞书院，为朝鲜建立书院的开端。在教学内容上，朝鲜书院重视教授中国的《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儒学经典。又如，日本江户时代儒者中江藤树建立藤树书院，并制订《藤树规》作为书院院规。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则通过研究中国的书院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思想文化，从而介绍和引进中国文化。就湖湘文化而言，湖湘文化海外传播的地区和国家主要有东亚、欧洲、美洲。下面作一简要阐述：

湖湘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周敦颐是道学宗主、湖湘文化先驱，有关周敦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周敦颐学说的形成、与佛教的关系、对理学的影响等方面。如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太极图〉之形成——围绕儒佛道三教的再检讨》论证《太极图》确为周敦颐所作，荒木见悟《宋代的儒教与佛教》认为周敦颐所言“无极而太极”，意思是作为宇宙原理的太极，同时是无极。

濂溪学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即随高丽宰相安珦带回的《朱子大全》一起传播到朝鲜半岛。周敦颐《太极图说》图说式的治学方法作为朝鲜人以图说方式治学的渊源，并在日后成为“朝鲜学者学习探讨性理学的方法之一”。朝鲜学界对于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地位都表示肯定，认为《太极图》是“万古道学渊源”。众多学者对《太极图》的融合、化用和升级，对《太极图说》的解析、校注和辩论，有力地传播了周敦颐理学思想，朝鲜人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自己民族特色的性理学。

日本受中华文化影响极大，湖湘学相关文献流传到日本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在日本镰仓时代，日本僧人圆尔归国时就携回了胡安国的《春秋解》，是湖湘学文献流布日本的一个重要标志。到了日本江户时期，湖湘学文献如《张南轩集》等在日本学界备受青睐。在日本明治至昭和时期，日本学界明确提出“湖南学”的说法。到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日本的湖湘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即立足于“湖南学”立场的湖湘学研究，重要标志就是高畑常信出版《宋代湖南学研究》一书，直接以“湖南学”命题进行宋代湖湘学的相关研究。

湖湘学相关文献如《胡子知言》等在明正德十三年就由朝鲜使臣金安国购买带回。流布到韩国的《春秋胡氏传》《胡子知言》《张南轩集》等湖湘学文献在朝鲜半岛得到广泛刊印，并成为韩国进行儒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王船山被称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日本是海外最早传播和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国家，《船山遗书》于清朝末年传至日本，在日本思想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一批评介王船山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史学思想的专论，如小岛裕马撰写的《王夫之的经济思想》，松井翻译的《黄书》《宋论》。进入21世纪，日本的船山学研究更加全面，并且仍在不断深入和发展。

湖湘文化在欧洲的传播。早期欧洲传教士出于对上帝绝对性的维护，普遍比较认可先秦儒学，而对周敦颐、朱熹代表的理学持否定态度。19世纪以来欧洲学者回归学术本身，更注重学理上的辨析。如法国学者谢和耐《中国人的智慧》认为周敦颐的“主静”被朱熹以“敬”来阐释，是理学的一种发展。德国学者苏费翔在分析朱熹的道统论时，对周敦颐的地位做了新的解释和分析。葛瑞汉《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书中认为周敦颐用太极解释宇宙的演变是一种儒道合流论，这与二程的理本论是并不相同的，这一分歧在朱熹那里得以调和。

关于湖湘学，欧洲学者不仅强调湖湘学对朱熹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还十分重视湖湘学派的理欲观和人性论。德国叶翰《从程颐到朱熹：胡氏家族传统中的正道论》一书认为朱熹吸收了胡宏和张栻的许多思想观点，其学术思想体系中的许多内容都来自湖湘学派。程艾兰认为，在12世纪，湖南张栻与福建朱熹、浙江吕祖谦、江西陆象山之间的交往与问学共同将道学推向了兴盛。葛瑞汉强调在人性善恶问题方面，胡宏是中间立场又偏向性善论。

欧洲的船山学研究方兴未艾。从1968年德国卫尔赫勒的《王夫之思想中的国家与精英》，1992年英国麦穆伦的《热诚的实在论者：王夫之生平以及政治思想导引》，1976年苏联布罗夫的《17世纪中国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到1989年法国朱利安的《过程或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2005年法国谢和耐的《物之理：论王夫之哲学》，可以看到欧洲对船山学的研究从政治、历史思想逐渐深入到哲学思想，延伸到中西哲学对比的领域。

湖湘文化在北美的传播。北美学者对周敦颐的关注主要在其理学开山的地位和“太极”学说。成中英在《儒家与新儒家哲学的新向度》一书中认为，《易经》促成了周敦颐、张载对新儒学（理学）最初主题的奠基。加州Kenyon大学教授Joseph A·Adler在1994年翻译了周敦颐的《通书》，并有多篇周敦颐的研究论文。

北美的湖湘学研究主要关注湖湘学派在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的助推作用。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胡宏的性本论，并关注到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与朱熹的论学经过。

北美学者对船山有着特别的关注，在1985年美国哲学家评出的世界古今八大哲学家中，唯物主义哲学家有4位，王船山与马克思一同并列其中。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现代思想来源的人来说，王夫之可以说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北美学者对船山的哲学思想、历史观、诗论等都有专门研究，并且重视船山对宋明理学的总结。

除此之外，北美学者对近现代湘学的研究也值得关注，魏源、谭嗣同等人都是北美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比如费正清在其《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一书中不仅选译了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赞扬魏源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历史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而且认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可与17世纪的顾炎武和18世纪的戴震相比。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强调谭嗣同仁学思想的价值与影响，从以太与仁、天理与人欲、不生不灭和日新等方面论证谭嗣同将仁的发展带到了更高阶段。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认为，谭嗣同一定程度上承袭和发展了船山学，谭视王夫之为湖南改革的先驱，当湖南维新运动的政治发展轨迹偏向本土自治时，他返回到王夫之的著作寻找支持民主的理论依据。

（作者分别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