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院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古典书院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程,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典范。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当代中国,也出现了书院复兴的重要文化现象。书院复兴既包括作为文化遗产的古典书院的现代复兴,也包括大量新创办的现代书院。现代书院自己称之为“书院”,一方面继承了古典书院的文化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时代需求推动现代书院的创新性发展。
现代大学书院
现代大学的院系设置是以专业学科为依据的,目的是适应现代化产业分工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大学的专业之外,培养具有博学多识、道德素养、健全人格的学生,成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当代中国高校教育正在积极探索设立以通识教育为主要功能的机构,出现一种与大学专业学院并列的“书院”教育形式。迄今为止,现代中国大学特别是许多名校,大多数都创办了这种类型的书院。
从现代教育观念来看,所谓“通识教育”应该包括的内涵有:专业与博学的通达、知识与价值的通达、认知与实践的通达、智力与人格的通达。中外教育家在推动通识教育时,均希望挖掘自己的传统教育资源。欧美大学在推动现代大学通识教育过程中,积极吸收自己的文化教育传统,包括古希腊的博雅教育传统、文艺复兴以来的绅士教育传统。而中国教育家们为推动通识教育,也努力从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中汲取营养,包括君子教育、成人教育的文化教育传统,特别是书院教育传统。中国现代大学正在尝试书院制度,主要目的就是推动通识教育。
中国现代大学在推动通识教育、创办通识教育机构的时候,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想到“书院”,是因为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和制度,曾经确立了中国通识教育的典范。从教育理念来说,中国传统书院以君子教育、成人教育为教育目标,恰恰是中国传统通识教育的典范。从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说,中国古典书院有通识教育的制度安排和实践经验,在课程体系、礼仪实践、讲会交流、学规学箴等方面,都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现代图书馆书院
书院起源于古代藏书之所,藏书一直是书院的基本功能。由于书院与藏书的天然联系,在现代书院兴起的热潮中,各级公共图书馆也成为创办现代书院的重要推动力量。在21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中,中国各级公共图书馆纷纷创办具有自己特点的书院。公共图书馆的专业人员称这一模式,就是所谓“图书馆+书院”模式。目前,“图书馆+书院”模式已经在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区)级图书馆被广泛创建并运用。
国家图书馆创办了文津书院。文津书院所在的文津楼始建于1931年,最初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历经多次更名,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为了强化国家图书馆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专题的藏书、教学、研究等方面的功能,国家图书馆于2014年将文津楼创建成具有书院功能的机构,即文津书院。文津书院不仅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也是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书院,同时是开展传统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平台。
省级图书馆也在积极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比如,山东省图书馆充分挖掘尼山书院的教育资源,在推动现代书院建设和发展方面就作出了重要贡献。尼山书院是一所著名的古典书院,创建于元至元二年(1336)。山东省图书馆充分利用尼山书院的传统书院资源,使新的“尼山书院”成为山东省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代表性成果。2014年《山东省文化厅关于在全省创新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建设“尼山书院”的决定》进一步将“图书馆+书院”模式推广到全省。山东省的市级、县级图书馆纷纷建立与省图书馆一致的“图书馆+书院”模式,共建成市、县图书馆的尼山书院100多所,乡村儒学讲堂2万余个。
福建省图书馆推动正谊书院建设。正谊书院创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是清代福建省城四大书院之一。福建省图书馆创建于1911年,初设于越山书院旧址,1913年迁入正谊书院旧址后,长期在此办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图书馆不断扩建,但原书院遗留房屋始终都是馆舍的一部分。2009年,福建省图书馆对“正谊书院”的原有建筑物进行修缮,依托正谊书院传统资源,结合现代省级图书馆的功能定位,打造出“图书馆+书院”模式,即福建省图书馆正谊书院,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除了上述书院,还有海南省图书馆的海文书院、黑龙江省图书馆的龙江书院、辽宁省图书馆的萃升书院、吉林省图书馆的长白书院与文经书院等。
全国各地除了省级图书馆,一些地市级图书馆、县(区)级图书馆,也在努力推进“图书馆+书院”模式。可以说,“图书馆+书院”模式已成为现代图书馆拓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组织形式。
现代中小学书院
相较于普遍积极探索大学书院教育的盛况,中小学基础教育吸收古典书院的尝试还不是很普遍。考察当代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书院的探索,主要是基础教育领域推进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这类书院多依托学校课程体系教学或课后服务场景,将传统书院精神与现代中小学教育结合起来,旨在培养青少年的人文素养与文化认同。
许多中小学积极加入继承书院传统的行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晚清中国古典书院改制,除了少数省城大书院改制成高等学堂之外,各地方的州府县及其以下的书院,绝大多数都改成中学堂和小学堂,到了民国时期又改成中学与小学,其中许多由书院改制的中小学就延续至今。在当代中国,这些中小学在追溯自己的办学源头时,往往开始自觉挖掘、继承早期书院的教育传统。其二,一些中小学为了加强培养中小学生有关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和道德素养,希望借鉴古典书院的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故而在中小学教育中成立以“书院”命名的组织。
现代中国存在一些办学历史十分悠久的中小学,其前身往往可以追溯到清代甚至是清以前的书院。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具有古典书院历史传统和教育资源的学校,或是将那些能够保存的书院遗址进行保存和修复,作为对本校学生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课堂;或是在有关校训校风中、在有关的课程中强化书院的教育传统,自觉将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书院连接起来。应该说,上述做法已经将书院传统纳入现代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之中,具有复活古典书院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如宁夏的中小学有不少是由清代书院改制而来,在“癸卯学制”实施时,宁夏境内书院大多改为新式学堂,其中绝大多数书院演变为小学堂,少数师资和办学条件较好的书院得以改建为中学堂。此外,还有一部分书院在流变过程中产生分化演变为几所不同的中小学。
宁夏传统书院流变而来的现代中学,非常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比如,固原一中是由五原书院转型而来,该校在办学指导思想中,就自觉继承五原书院“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书院教育传统。由养正书院传承而来的银川一中也以“精敬于业、乐融于群、追求卓越”的古典书院精神为校训。同时,在由传统书院向现代学校流变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可以追寻到这种文化传承的脉络与痕迹。
为了加强中小学生有关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和道德素养的培养,一些中小学校还专门成立以“书院”命名的教学机构,希望借鉴古典书院的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此外,近20年来,一些地方还创办了专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其中一部分也起名为“书院”。这些民办书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产生了一定影响。
现代乡村书院
古代中国有一个十分庞大的乡村书院群体,它们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中心,是功能多元综合的乡村文化的公共空间。现代乡村书院是以乡村文化教育复兴、重建现代乡村文化为目的的民间普及型书院,但有不同的具体类型。
一种是大学教授主导的乡村书院。意识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利用书院的师资力量,在书院周边的乡村从事文化普及、社会教化工作。如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就是现代学者在书院周边村庄进行义务儒学讲习。自从2013年1月16日在尼山圣源书院开办了面向本地村民的第一期“乡村儒学讲堂”起,讲堂一直延续下来、推广开来,极大地发挥了书院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还有以活化传统书院为契机发展起来的现代乡村书院。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数量很大的乡村书院,这些书院大多在晚清改学制时已经改为乡村小学,或者已经废弃。在现代乡村文化教育振兴的时候,这些古代的乡村书院就是重要的文化资源,被当地有心人恢复、活化为现代乡村书院。比如,广西宁明县迁善书院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崇左市于2017年帮助重新修缮,并赋予乡村振兴功能价值。新的迁善书院融合传统书院、现代书院的优点,为现代乡村文化建设服务。
还有由新乡贤推动建设的乡村书院。新乡贤已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的通过创办书院推动乡村基层社会的文化教育振兴。通常这些书院十分简单朴实,往往就是本地的古宅、祠堂、图书室等。许多关心乡村文化建设的新乡贤,为了推动乡村振兴,在乡村建设中以“书院”命名为文化教育设施,这些设施承担着乡村公益课堂、图书室、传承民间文化等各种文化教育功能。
现代社区书院
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当代社区书院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治理结合的创新载体,近年来在政府引导、民间参与的推动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这类书院不同于那些具有学术探索、精英教育特点的现代书院,而是以社区为根基,以居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文化服务、教育普及和社群营造,是基层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现代城市是由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古城延续发展而来,这些现代城市在历史上就建有古典书院。一些地方社区利用这些传统书院的资源,创办社区书院,从事国学讲堂、传统艺术、中医养生等各种社区文化活动。这样,既能够激活传统书院的文化教育功能,又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保定市莲池书院是清代著名书院,保定市莲池区将它创建为该市首家正式注册的社区书院。这个社区书院通过创办国学大讲堂,讲习经典,传授传统艺术和技艺,精心打造社区文化。
2015年厦门市委、市政府将建设社区书院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全市布局和规划建设社区书院。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多方合力,把社区书院建设成社区文化教育中心。社区书院既包括修复的传统书院,如文公书院、同文书院、舫山书院、凤山书院,也包括新建书院,如筼筜书院、杏林书院、朱子书院等。社区书院作为基层社区文化的新平台,既是厦门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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