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论持久战》关键在读懂中国共产党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两次讲到“进步”，指出：抗日战争是“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今天，中国人民坚定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我有幸作为观礼嘉宾出席纪念活动，现场聆听讲话，对学习研究毛泽东《论持久战》有了更深切的感悟。这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进步因素的胜利，进步因素的核心是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读懂《论持久战》关键在读懂中国共产党领导。

《论持久战》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是通过中国与日本相互对比的四大特点的分析得出来的

第一个特点是敌强我弱，中国不可能通过战略决战，一下子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速胜论是主观的片面的错误观点，只有经过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一步一步地消耗敌人，不断积累自己的力量，才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二个特点是敌退步我进步，第三个特点是敌小国我大国，第四个特点是敌寡助我多助，这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亡国论同样是主观的片面的错误观点，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并最终打败日本。毛泽东指出：“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敌退步我进步这个因素在能够坚持持久战的几个因素中处于主要的地位

毛泽东认为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日本战争的退步性产生了其野蛮性；“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的根据。”今天中国的进步，不是普通一般的进步，而是有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新的人民、新的政党、新的军队、新的经验的进步，关键是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本，改变了此前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把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使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在这个旗帜下把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被民众看成自己军队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拖住了日本侵华一半以上的兵力。是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自成立以来以弱抗强的经验，特别是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运用游击战抗击强敌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国内条件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些进步因素发挥作用的胜利。

对于敌小国我大国这个因素，毛泽东指出，仅用敌小国我大国来驳斥亡国论还不足以折服他们，他们可以搬出古代和近代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的历史证据，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对于敌寡助我多助这个因素，也是通过敌退步我进步的内因产生出来并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的。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和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

总之，在中国不会亡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并最终打败日本的三个因素中，敌退步我进步是关键因素，是主要依据。毛泽东反对把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颠倒过来或平分秋色地看待，但也反对孤立地片面地只讲主要方面忽视次要方面，指出：“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

中国人民和军队的进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指出：“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中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步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这最根本的两方面的进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进步时代的人民的进步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人民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团结起来了，体现在人民主动支援抗战和参与抗战所带来的兵源的“源源不绝”和财源的“不成问题”上，体现在进步政党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而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战上。这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论持久战》处处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认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谁造成了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封建制度的腐败有责任，而当时的责任在国民党政府。毛泽东批评国民党：“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即使有的地方有一些，也是“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与此相联系，国民党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阻碍着对民众的动员和政治的改进，阻碍着人民的进步。“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这从政治上影响和阻碍着国民党对抗战发挥领导作用。

相反，在人民中生长、同人民血肉相连的中国共产党是促进人民进步、改变民众一盘散沙的状况，把人民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全面抗战的优秀领导者。毛泽东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这正是从动员和组织民众上、从人民的进步上表明共产党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进步时代的军队进步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军队技术现代化上，体现在军队灵活的战略战术上，体现在能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上。

毛泽东重视军队技术进步，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他在强调持久战的九条具体努力时，其中一条是“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毛泽东认为日本敢于欺负中国，除了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没有搞起来，“它欺侮我们的落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在发展方面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奋斗目标。

针对军队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指出：“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突出地体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身上。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应以运动战为主，而国民党军队则以阵地战为主，招致了重大损失；共产党军队则灵活地在敌军侧翼和后方作战，起到了捣乱敌人的运输线和占领区的作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转变的关键，这个敌后游击战争“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这里的“先进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这里的“先进军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反观国民党军队脱离人民养尊处优，吃不了敌后游击战的苦，打不了敌后游击战，正面战场虽打了个别胜仗但总体上是节节败退。

针对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毛泽东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毛泽东将军队进步、官兵一致和尊重士兵看成民主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看成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国民党军队存在着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的巨大差异，存在着“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这样的军队怎么能称得上进步的军队呢？相反，共产党军队是有着牢固的士兵基础的军队，是存在于民众之中、和民众打成一片，在民众眼睛中看成自己的军队，是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进步的军队。

王明路线的根本错误，是只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弱小，看不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看不到中国处于进步时代的根本因素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看不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这种进步力量领导的基础上。王明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没有敌后游击战，就不可能有持久战。所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评道：“有些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如果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独立自主，放弃十几年以弱抗强积累起来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本领，就不可能有持久战，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读懂《论持久战》关键在读懂中国共产党领导。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关键的进步因素，中华民族能取得抗日战争这一近代以来抵御外寇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关键的进步因素，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的80年能接续走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道路，并从新时代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