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统战艺术

1945年7月的延安，蝉鸣阵阵。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内，民主人士黄炎培坐在木桌旁，眉头微蹙，终于向对面的毛泽东问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诸君，能不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搪瓷杯，目光坚定而温和，缓缓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场后来被称作“窑洞对”的对话，不仅是毛泽东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思考，更揭示了统一战线思想的底层逻辑——真正的政治力量，源于唤起千万人心，源于汇聚亿万民力。

田埂间的调研：把农民拉进“朋友圈”

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振聋发聩地发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彼时，党内不少人将农民运动斥为“痞子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没有急于反驳，而是怀揣笔记本深入湖南乡野，用32天时间走村串户，踩泥泞田埂、坐农家门槛，与农民促膝长谈。他目睹贫苦农民在农会中挺直腰杆斗土豪、分田地，眼中燃起希望之光；看见妇女们走出灶台学文化、闹革命，脸上展露久违笑容。调研结束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应运而生，字里行间满是赞誉：“农民运动好得很！”“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地主劣绅吓得魂飞魄散。”正是这份满是烟火气的报告，让党内认清农民这一最广大群体，才是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

烽火中的携手：让“中间派”站到身边来

抗日战争打响后，山河破碎，百姓流离。毛泽东深知，仅凭共产党人无法战胜强敌，必须团结所有愿意抗日的力量。他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将统一战线置于首位。他在延安窑洞里反复思索：如何让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中间派”放下顾虑，携手抗日？在他的指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为各方力量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开明士绅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时，不少人表示不解，毛泽东却非常重视，在议案旁写了这样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他支持下，精兵简政议案顺利通过并在边区实施，根据地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百姓负担显著减轻。毛泽东的真诚让越来越多“中间派”坚定了抗日决心，保证了党和军队在残酷斗争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

重庆城里的握手：让更多人看见“希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为争取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乘飞机前往重庆谈判。43天里，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除与蒋介石谈判外，更多时间用于会见各界人士。他主动登门拜访国民党右派元老戴季陶，不谈分歧、只论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当下的民族大义与百姓对和平的渴望，让曾坚决反共的戴季陶动容不已，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先生所言，句句在理。”与陈立夫长谈3小时，毛泽东提出“民族大义面前，过去的恩怨都可放下”，呼吁共同为中国未来努力，让原本紧绷的陈立夫神色渐渐缓和。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看到《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主动上前举杯：“王先生，你常批评我们，没关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工作才能做好。”此举令王芸生感慨：“毛先生的气度，令人佩服。”作家老舍亲眼看见毛泽东与各界人士坦诚交流的场景，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从重庆之行，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希望就在延安，就在共产党身上。”

天安门上的邀请：让“同心”成制度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心里一直惦记着宋庆龄先生。他亲笔写下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恳切：“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先生一向关心国家民族，此次务请北来，共襄盛举。”信寄出去后，毛泽东还多次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照顾好宋庆龄先生的行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坚持在政协会议和中央政府中，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安排重要职务。他说：“新中国是大家的，每个人都要有份。”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特意邀请程潜、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站在自己身边。他说：“今天，我们一起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未来，我们还要一起建设好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面对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的疑问，毛泽东坚定地说：“要有‘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论十大关系》里，他写道：“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泥土里的种子：根脉相连扩大“同心圆”

毛泽东曾把共产党人比作“种子”，把人民比作“土地”。他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统一战线，就是让这颗“种子”在广阔的“土地”上，和千万颗“种子”一起，长成一片根脉相连、生机勃勃的森林。对于知识分子，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这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对于民族问题，他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亲自决策并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他多次指示进藏部队和地方干部，“必须尽一切努力争取达赖喇嘛和上层人士的大多数”，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指明了正确道路。晚年的毛泽东仍不忘叮嘱：“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

从“五一口号”发出建立新中国的号召，到“一国两制”让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从汇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共筑中国梦，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毛泽东用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亿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真正的政治远见，是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真正的不朽功业，是建立起一种制度，让人民监督成为常态，让天下归心成为现实。这份宝贵遗产，如薪火相传，照亮着新时代统一战线壮阔的征程，继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画卷上，绘就最大最美的同心圆。

（作者系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组组长、中共吐鲁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