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进行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大概念，具有原创性、标识性、引领性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他在不同场合提出了一系列相关具体理念。在此基础上，2015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首次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提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时，提炼概括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演变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认为主权平等、沟通协商、法治正义、开放包容、人道主义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从而明确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坚持的总体方向。此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丰富发展。

对这一理念的把握，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

第一个是全球治理层面的领域型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分别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等重大倡议。

第二个是地区层面的区域型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大出访、主持重要主场外交活动等场合，分别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

第三个是双边层面的关系型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同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古巴、南非、塞尔维亚、尼日利亚、巴西等一系列国家的领导人深入沟通，凝聚共识，倡导中国同各有关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比如，中国与巴西要“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经过努力，中国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实现双多边命运共同体全覆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意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具有重大原创性意义。对此可以从思想渊源、传承发展和理论方位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首先，从思想渊源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运用“两个结合”进行理论创造的产物，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美好愿景。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发展的终极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世界是“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勾画了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乏“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治理设想，推崇“以和为贵”“止戈为武”“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价值理念，这些思想主张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关于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建构的千年经验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外交具有深厚的文明积淀。马克思主义“根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脉”的结合，催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论命题。

其次，从传承发展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21世纪初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等主张在思想观念上一脉相承。这一理念融合吸收了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的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等外交思想成果，具有很强的外交延续性。同时，它又针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后对于人类未来的普遍关切，提出了中国方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实践平台，反映了中国对人类在21世纪发展前景的认知和把握，集中表达了中国关于世界发展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的认识和主张，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向往和期待。

最后，从理论方位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后，在新时代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不断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共召开了3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4年11月召开的会议仅使用了“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提法。2018年6月召开的会议不仅在理论上把“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十个方面之一，而且在外交实践布局中提出“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23年12月召开的会议，则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作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十大成就之一，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外交工作主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构成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之一，被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十四条之一，先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被写入党章和宪法，体现了我们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指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大使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久久为功的重大研究课题。深化对这一具有中国本土贡献的原创性命题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坚持守正创新，着眼于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恩格斯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就是从“剩余价值”这个术语开始，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而且还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提供了关键概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现实，我们不仅要汲取各国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的经验教训，深化对国际关系演变规律的认识，而且要深入挖掘党领导的红色外交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外交精华，秉持大胆质疑的精神，对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主权”等关键政治概念进行辨析，深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推进对中国外交理解的知识图谱更新。

二是坚持系统观念，着眼于话语体系的建设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运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方法，坚持树立世界眼光与汲取本土智慧的创造之举。这一概念超越了制度、文明、意识形态的差异，争取到不同族群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除人类命运共同体外，还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确义利观，全人类共同价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概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我们要站在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相结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的时代高度，研究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其他原创性概念的逻辑关联，对源自海外的外交话语或进行转换构建、或进行重新解释，为建设逻辑融洽、论证严密的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三是坚持斗争精神，着眼于理论风格的传承性。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中国外交形成了守正创新的大国气派、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重情尚义的崇高品格，塑造了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与之相适应，外交理论的研究也应该有鲜明风格。我们党自创立以来，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把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与人类进步事业结合在一起，在领导红色外交的漫长征程中，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形成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风格。党在作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时，仍然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国际社会存在着复杂矛盾和尖锐斗争，“和谐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来创造，也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来推进”。今天，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有计划地拆解战后世界秩序，世界政治的底层运作逻辑清晰呈现，舆论战、认知战已经成为战争体系一部分的当下，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特别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大力弘扬斗争精神，为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凝聚起和平发展进步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