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临时大学：“无问西东”的湖湘印记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南迁长沙，合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难危机之时，教育精英辗转聚集于此。作为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虽只存在9个月，但影响深远。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华民族文脉于艰难困苦中的坚持与传承。

记者探访：烽火中的文化坚守

在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路，湖南省政府机关二院内，坐落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南圣经学院旧址。这座建于1917年的建筑群，也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旧址，记录着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南迁的重要历程。

据记载，“其主体是一座坐北朝南的紫红色三层大楼，六组双柱构成高大门廊，坡顶上覆琉璃瓦。”“一楼办公室，二楼文法学院，三楼理学院，底层有防空洞……每逢晴天——这在湖南的秋冬尤其珍贵，同学们都喜欢坐卧在草皮上享受日光。”如今，这座文夕大火中虽遭严重损毁却依然幸存的红砖楼，以“闹市孤岛”的姿态静立于此。当年的主楼得以保留，琉璃顶不复存在。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师生们比肩接踵涌入教室上课，仿佛听到老师们热烈的讨论声及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

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建，充分利用了湖南当地的资源，兼顾了当年战火下教学设置的临时性与实用性。由于之前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下左家垅修建的校舍未完工，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址最终租用位于长沙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校。男女学生则分别住在附近的协操坪四十九标旧营房和涵德女校。理科、工科学生的实验安排在湘雅医学院和湖南大学进行，文学院则寄住离长沙100多公里的南岳。全体师生在特殊校园里严守纪律，在特别的校舍里教学相长，在艰苦环境中磨炼人生。

虽遭逢世变，但荟萃斯文。三校专业各具特色，北大的文史哲、清华的理科、南开的经济研究各为翘楚，三校兼容并蓄，共同奏响琴瑟和鸣乐章。

学校共设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17个学系，汇聚了当时三校的顶尖学者，如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等。这些教授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更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学校以“既坚守学术根本，更紧扣战时需求”为原则来开设课程，将知识与救国实践紧密结合。

尽管战火纷飞，教学、生活各方面条件艰苦，但学生们却极富朝气，求学问道的气氛非常浓厚。他们积极参加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频繁。教授们也经常组织学术讨论小组，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不同教授就同一课程“摆擂台”，同一学者开设10余门课程“亮功夫”。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纷纷出现、互相交融。而教授们的课，也经常上演学生“抢座位大战”。他们带来各自学校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成果，在这里交流与碰撞，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创新。

离开旧址时，我们耳边似乎响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这首极富感染力的校歌，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湖南的浓浓情愫，唱出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坚毅顽强。

历史回响：“刚毅坚卓”写青春

长沙临时大学的诞生，是战时教育布局的战略选择。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面对日军的文化摧毁图谋，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在长沙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而这一天也成了后来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从选址来看，长沙之所以成为临时大学的落户之地，源于多重优势的历史叠加。一是长沙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本土文化源远流长，学术氛围浓郁；二是长沙地理条件优越，不仅是湖南的省会，而且纵横南北、控制东西，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七省的铁路、公路枢纽；三是当时长沙作为战略大后方，相对沦陷区比较安全，物资也较为丰富，基本上可以保障三校师生的教学和生活需求。

从组织来看，筹委会的高效运作，是临时大学从构想变为现实的重要动能。教育部任命北京大学蒋梦麟、清华大学梅贻琦、南开大学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分工合作、和衷共济”为原则，构建战时办学机制。在他们带领下，三校教职工克服图书仪器滞留平津、经费短缺等困难，仅用两个月便完成校址修缮、院系整合、课程规划等工作。

从师生集结来看，1937年10月8日至24日，《大公报》等多家媒体连续17天发布长沙临时大学即将开学的消息。紧接着，1500多名师生经过艰辛跋涉，陆续到达长沙。至1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在校学生正式注册的有1452人。

同时，湖南各界对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建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亲自协调校舍问题，湖南省教育厅积极协助三校师生的安置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在有限的资源和艰难的环境下，通过三校的紧密合作和高效务实的管理，为中国教育保存了宝贵的火种。

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是全面抗战形势催生的产物，三校南迁从一开始便带有保存国家文化、维持民族命脉，以期日后复兴教育的使命感。

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成立。当时长沙市地下党员共50多人，长沙临时大学党员占了一半。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成为长沙市抗战期间文教系统成立最早的党支部，也是战斗力最强的党支部。他们积极组织、领导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创办、发行《抗战日报》等进步刊物，邀请各界名流到临时大学演讲，动员学生参军参战，成为长沙教育战线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帜。长沙临时大学广大师生拳拳爱国之心、热切爱国之举，为长沙这座抗日文化名城增添了热度，为伟大的抗战精神注入了活力。

1938年2月，随着武汉会战临近，长沙屡遭敌机轰炸，临时大学被迫西迁昆明。1938年4月，三路师生在昆明会师，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篇章。而长沙临时大学的9个月成为这场教育长征的起点，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连线专家：李敏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虽然办学历史短暂，但它像巍然屹立于惊涛骇浪中的灯塔，指引三校师生和衷共济奋勇前行。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连线中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敏，为我们介绍长沙临时大学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历史使命，以及对湖南地方文化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烽火中华弦歌在

长沙临时大学在战火纷飞中创造的教育奇迹，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长沙临时大学的历史虽只有短暂的9个月，正式上课时间也不足一个完整的学期。然而，特殊时期凸显特殊使命、特殊贡献、特殊地位。

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通家之好”，扬“异不妨同”“兼容并包”的教育之风，为西南联合大学“一联到底”铺就来源路径，为西南联合大学“刚毅坚卓”的校训储能蓄势。

战火硝烟中锻造教育韧性。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破了平津地区的宁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面临着学校存续的严峻危机。然而，他们毅然踏上了南下的征程，穿越封锁线，辗转天津、青岛、郑州等地，最终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建立起简易校舍，开启了“教育长征”的壮丽篇章。大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随迁，彰显了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坚守；清华大学的图书仪器抢运保存，为学术研究的延续奠定了物质基础。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开学短短两个月内，学校就恢复了完整的课程体系，让知识的火种在战火中得以延续。这种“弦歌不辍”的精神，成为教育在危难中坚守的象征。

融合创新中释放教育活力。长沙临时大学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高校联盟”的诞生。三校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对17个学系进行重组，实现了资源的深度整合与共享。比如，他们将三校的历史、社会学合为一系，哲学、心理、教育合为一系，地理、气象合为一系。这种突破性的资源整合，产生了“1+1+1>3”的协同效应。

迁徙流转中传承文化基因。师生南迁的途中，不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一场文化的远征。清华图书馆的万册珍本被精心打包装箱，随队转运，让珍贵的文献资料得以保存；闻一多带领学生深入湘西，采集当地民歌，编成《西南采风录》，为民间文化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哲学系开设“中国精神谱系”专题讲座，在动荡的岁月中，为学生筑牢精神的根基。在这样的文化守护下，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共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多位院士，100多位各界大师……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

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循着历史的车辙，我们感悟到一批批爱国师生凭借“学者之风骨”，挺起“国家之脊梁”，彰显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们依旧能听到长沙临时大学穿越历史的铿锵回音——文脉在绝境中的顽强赓续、学术自由在高压下的艰难坚守，以及知识精英将个人命运融入家国大义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