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面对人类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抉择，习近平主席在韩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深刻指出，“中国相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世界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发展还是停滞，和平安全还是战乱动荡，“美美与共”还是唯我独尊，公平正义还是独断专行，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南北鸿沟扩大，发展赤字加剧，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据《202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全球仍有8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69个具体目标中，仅35%进展顺利，18%甚至出现倒退。历史表明，只满足少数发达国家利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发达国家动力减弱，广大发展中国家需求强劲、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执意牺牲多数国家的发展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一意孤行地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遏制与打压，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加剧全球发展失衡。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宗旨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但当今世界却深陷战争动乱，和平与安全赤字持续扩大。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多场冲突同时存在，导致超1亿人流离失所。一些国家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不惜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卷土重来。气候变化、网络攻击、跨国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蔓延交织，将世界联结为“一损俱损”的风险共同体。

人类文明以多样性为基石，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千种民族本应美美与共、共同繁荣。然而，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化”叙事加剧了文明隔阂，“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甚嚣尘上，少数西方国家以单一价值观切割世界，将文明差异政治化、安全化，企图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使本应成为世界进步动力源泉的文明多元性异化为对立与猜忌的根源，导致物质与精神发展失衡，不同文化之间出现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割裂、封闭与对立倾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唯我独尊，霸道、霸权、霸凌行径愈演愈烈，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国际法和多边主义面临“失效”“失灵”与“失能”的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供给侧出现巨大缺口，难以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问题。“全球南方”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但在国际组织与机制中的话语权却遭制度性锁定，公平正义原则无法得到切实贯彻。

四大全球倡议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指出：“中方倡导和平发展，反对国强必霸；倡导合作共赢，反对赢者通吃；倡导文明互鉴，反对文明冲突；倡导公道公正，反对强权政治。”四大全球倡议充分展现了这一原则立场。

全球发展倡议是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倡议旨在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核心内容为“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突出位置；加强政策协调，构建平等伙伴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需求，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创新驱动，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挖掘增长新动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坚持行动导向，加大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六大原则相互关联，科学回答了“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如何发展”三大根本性问题。

202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科学地回答了“世界需要何种安全理念、各国如何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关于思想引领，倡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习近平主席强调，这是“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的关键。其中，“共同”强调安全不可分割，推动从国家本位转向全球思维；“综合”要求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倡导共建共享治理模式；“可持续”推动国际社会从“共存安全”迈向“共生安全”。在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方面，倡议提出以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以遵守联合国宪章为框架，以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为纽带，以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为方法。倡议在安全理念上实现了从“保障安全”到“塑造安全”的突破，具有超越对抗性思维的创新价值。

“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倡议明确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强调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相互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

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更好应对当今时代的变乱交织，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思考和关注的重大问题。习近平主席在2025年9月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给出了这一时代命题的中国答案：以“主权平等”夯实治理根基，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防止少数国家垄断规则制定权，捍卫各国独立自主权利；以“国际法治”维护治理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反对规则工具化，强调国际法统一适用性，拒绝少数国家凌驾普遍国际法，反对弱化联合国权威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多边主义”拓宽治理路径，反对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和“伪多边主义”，支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深化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框架下的新型国际合作；以“以人为本”明确治理目标，确保治理成果惠及民众，纠正利益分配不公，提升发展中国家民生与发展能力；以“行动导向”检验治理成效，推动各国在减贫、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四大全球倡议契合世界所需，顺应人心所向，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四大全球倡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但彼此并非孤立，而是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目标，形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高度契合、大力弘扬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中提出的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四大全球倡议的突出特征。发展倡议重申聚焦发展，契合“发展”导向；安全倡议倡导和平解决分歧，呼应“和平”理念；文明倡议主张文明平等多样，呼应“民主”“自由”价值；治理倡议推动公正国际秩序，回应“公平”“正义”诉求。

四大全球倡议共同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发展倡议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安全倡议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文明倡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治理倡议聚焦解决发展中国家实际问题。这种“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使四大倡议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展现出坚实的底层逻辑和旺盛的生命力。

四大全球倡议构成完整体系：发展为动力、安全为基础、文明为纽带、治理为保障，各司其职又协同互补，跳出碎片化思维局限，以1+1＞2的整体力量应对全球挑战。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框架”，全球发展倡议聚焦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以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为宗旨，全球治理倡议保障人民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权与受益权，四个维度相互支撑、协同作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撑。

四大全球倡议的观念创新与现实意义

四大全球倡议是习近平主席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广泛吸收前人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取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四大全球倡议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方式与交往的完善将推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习近平主席立足新时代，深刻把握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特征，从“以人民为中心”立场出发创造性提出具有内在联系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循。

四大全球倡议植根于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原则、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准则、不结盟运动的独立自主精神，创造性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智慧，赋予“协和万邦”“立己达人”等传统价值以时代内涵。借鉴吸收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相关成果，实现创新性发展，四大全球倡议既坚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出的国家主权原则，又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吸收《独立宣言》“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核心价值，将个人权利拓展为集体发展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四大全球倡议蕴含着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治理观，为人类社会何去何从指明前进方向、提供实践遵循，让身处新的动荡变革时期的人们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四大倡议将社会发展底层逻辑从“以资本为中心”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传统路径，以“普遍安全、共同安全”破解传统安全困境，倡导“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超越零和博弈；以“公平正义”推动国际关系转型，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论”，以多边合作取代丛林法则，通过“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机制等路径提升治理效能，以行动导向弥补当今全球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