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在湖南的革命实践活动与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继承和弘扬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创立者，深入考察他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生长、求学在湖南，躬行实践、崇尚实事求是的湖湘文化传统和湘学士风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他真正将“实事求是”这一传统考据学命题，改造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投身革命实践之后。实践是思想之母。探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源头和形成，必须重视考察他早期在湖南的革命实践活动。湖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毛泽东早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主要是在湖南，他在湖南这块土地上探索、思考，不仅获得了对中国革命诸多正确的思想和理论认识，而且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建党时期：从一心“修学储能”到“研究实事和真理”，探求社会改造实际办法的根本转变

毛泽东十七岁才走出乡关，接触外部世界、接受系统现代教育要比同龄青年知识分子晚一些。他考入湖南一师读书后的自我设计是：一心修学储能，苦学砺志，做有益于社会的人。因此，他重视修身，博览经史子集，努力从传统文化中吸收人格修养和智慧。这同传统优秀士子似乎没有大的区别。但随之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建党，成为他人生观、价值观转变的阶梯，而这种转变的关键则在于他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的嬗变。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感受到“尚动”“主变”的时代特点，并开始注重社会实际，认识到“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需要加以改变。怎么改变呢？他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强调主观观念和精神的作用，认为主要要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变国人的思想。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同许多杰出人物的早年一样，在思想进步道路上没有避开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把改造社会人心、匡世济民作为出发点思考问题，表现出强烈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可贵意识和求变、求新的探索精神。

五四运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五四前后，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许多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不一样的是，他没有选择到国外去“喝洋墨水”，而是坚持留在国内，对“中国地盘”加以切实的研究。由此，他着重从精神方面探讨“大本大源”问题，转向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社会历史，明确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这句话，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命题已经很接近了。与此同时，他从俄国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看到人民大众在改造社会现实运动中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主张。

再杰出的人物思想发展都不会是一条直线。同五四时期许多人一样，青年毛泽东也曾尝试用改良的办法改造中国社会。比如，他曾经提出在岳麓山下建所谓“新村”的计划，与人一起酝酿发起“湖南自治”运动等。历史注定，他必须经历一次更重要的思想嬗变。五四运动后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他在就中国建党问题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提出：社会改良的办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是毛泽东从历史和现实实际中得出的结论，是他经过反复比较后作出的判断。这是他在社会革命观上的根本性变化，也是他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性变化。正是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在湖南领导和考察农民运动，形成对农民问题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并且开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一代新风

党在建立初期，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一时不可能拿出具体的方案。对于如何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一个个重大问题，不可能有现成的预案，只能在实践中探索。

国共合作之后，毛泽东同时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内工作，亲身感受到国民党只重视军事运动，轻视工农运动；而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关注的是推进国共合作和城市工人运动。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很弱小，党在建党初期领导的工人运动大都陷于失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主要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农民运动。他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民当然很熟悉，但对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这个阶层在中国革命中应处于什么地位，还要到实践中去寻找最真实的答案。他回到家乡韶山从办农民夜校开始，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农民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发动组织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经济斗争，全过程地领导、组织了一次农民运动。他后来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带着这样的经验和体会，他在随后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中，批评党内“忘记农民”的右的和“左”两种错误思想倾向，指出农民（即文中讲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后来，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这实际上是回答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主要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这是来自实际和实践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在党内不是首先提出农民问题者，也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者，但他毫无疑问是第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给予正确回答者。他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超越了同辈人。

即使是从实际和实践中得出的正确认识，要获得全党的认可也是很不容易的。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民运动的高潮。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更加突出，认为民众运动会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批评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毛泽东感到自己对农民运动的广度和深度的情况了解把握不够，还不足以据之反对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决定对广大区域的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这就有了他在1927年初历时一个多月、范围达五县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考察，和他所撰写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考察报告列举大量来自实地的第一手材料，充分说明了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意义和广大农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的革命性，深刻揭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尖锐地批驳了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的指责和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攻讦，使一切对农民运动的鄙夷与污蔑都显得苍白无力。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不仅凸显了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开了党内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瞿秋白在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作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成为党的历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至今仍不失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基本文本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开端

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课题。八七会议开完后，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好汉。一年多前，他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时的那种脱离实际的压抑感太深了，他要求回到湖南去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投身武装斗争的实践。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实行这一总方针，面临许多从未有过的新问题需要解决，党又十分缺乏经验。毛泽东回到湖南后，首先是在杨开慧家乡板仓对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到工农群众对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的军队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了解到广大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诉求更加强烈。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他对发动组织湘赣边秋收起义提出了鲜明的主张，可以概括为打出四面旗帜：一是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不再打“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是打出工农革命的旗帜，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是打出土地革命的旗帜，“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满足农民的需求和需要”；四是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即“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些主张，不仅大大突破了南昌起义的做法，而且突破了八七会议的有关规定，是来自实际的真知灼见。瞿秋白肯定说：“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秋收起义尽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主张，后来成为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

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之后，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先在城市发展还是先在农村发展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更需要在实际和实践中找到正确答案。在秋收起义严重受挫已无法实现攻占长沙的原定目标的情况下。毛泽东不顾坚持“城市中心”思想的中共中央的命令，毅然主张并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率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抉择。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了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第一步。之后，毛泽东不断总结建立广阔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完整的思想、理论，同时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坚持同党内脱离实际的“左”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使实事求是的思想日益为党内所接受，为在延安时期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