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国际战略视野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定位，目前正式表述的共识为：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今天世界百年大变局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作进一步的深入理解。

我们知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实施了正确的战略领导，可谓是居窑洞之侧，观天下之变，谋战略之策，指抗战之路，取胜利之势，实际担负起了毛泽东在战前说的“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责。

就国内的抗日战争来说，毛泽东的战略领导，有四大贡献：主持制定、领导实施了统一战线、持久战争、敌后战场、游击战略，这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四大“法宝”。

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如何理解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领导过程中的国际视野，则要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几个战场的命名和定位说起。

关于这场战争，在美国，一般分为欧洲战区（场）和太平洋战区（场）。英国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则使用“西线”指代西欧战场，苏德战场通常指欧洲战场的“东线”；关于中国的抗战，美国方面大多归入“太平洋战区（场）”，丘吉尔则归入“远东战争”。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强调苏德战场也即英国说的欧洲战场的“东线”，是决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是欧洲的主战场。毛泽东1943年11月4日曾说：现在只有苏联单独抵抗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英、美两国没有执行他们在1942年开辟第二条战线的诺言。这句话，表达出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处境和贡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处境和贡献。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苏联在欧洲战场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应该是可以的。如今，哪怕苏联解体了，每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俄罗斯都要举行红场阅兵，概源于此因。

美英、苏联（俄罗斯）使用什么概念来区分各个战场，都必然要考虑到自身的参战处境和贡献，当然也离不开建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叙事和话语体系的需要，这是难免的地缘政治考量。

在中国，多年来，在不同语境下使用欧洲战场、苏德战场、欧洲第二战场、北非战场、亚洲战场、太平洋战争以及印缅战区之外，同时比较习惯地在整体上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分为东西方两大战场。这在国际上有关二战话语体系中，目前还不算是主流，但从地理上讲，是成立的。因为西方战场确实存在，主要指欧洲、北非、大西洋三个战场。而东方战场，主要指亚洲战场、太平洋战争，当然也包括更具体的印缅战区等。

抗战胜利后，特别是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背景下，中国比较强调中国抗战是“东方主战场”，自然也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的结果。更主要的是，西方战场是抵抗和反对以德国为主的法西斯军队的侵略；东方战场抵抗和反对的是日本法西斯军队的侵略。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德国，一个是东方的日本。由此，毛泽东1943年11月6日提出：“我们将看得见（欧洲）第二战场的实行开辟，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而打败他，决定地解决欧洲问题。欧洲问题解决，就是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东方战场面对的是法西斯的“左手”，而无论从军事规模、时间跨度、惨烈程度上讲，中国战场是打断法西斯“左手”、抗击日本侵略军队的“主战场”。

毛泽东一开始就是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到整个世界格局变化中，放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目标中，放在东方反法西斯阵线的视野中来进行战略思考和战略设计的。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作出几个战略预见：一、日本帝国主义“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二、中国和上述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三、“日本有它潜在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

这些预见，内容毫不含糊，却都一一应验。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这个概念，但始终注重把中国的抗战同“东方”联系在一起，很少用“亚洲”战场。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提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这就在1939年9月欧战爆发前，明确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层视野下来定位：中国——东方——世界。

在这以后，毛泽东经常居于“东方”这个战略视野来定位中国抗战的处境和地位。比如，1940年10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国际局势时提出：“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1941年5月31日，他致电周恩来：“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1941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ABCD分别代表美、英、中、荷四国，1941年春，四国在远东建立对日警戒、防卫、协同作战的抗日同盟），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这三条战线，恰恰对应了毛泽东此前说的，中国的抗战，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世界的事。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毛泽东和党中央经常把美、英的对日妥协和绥靖政策，比喻为“东方慕尼黑”。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中表示：“在英日谈判中英国对日本已作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1941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估计：目前西方慕尼黑阴谋，已经暂时被打破。由于德国对英战争的不断胜利，使英、美对日将有更大的让步，以便集中力量应付欧洲，因而东方慕尼黑的危险仍然存在。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判断：苏联西线战争吃紧，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毛泽东和党中央，揭露和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无疑是立足于中国战场的需要，对东方和世界局势的演变，作战略提醒，以应对中国人民已进行多年的抗日战争最困难岁月的到来。

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中苏两国这两个抗击法西斯最激烈的战场的好处，他说：苏联可从防止日本北上的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结论是：“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再次强调这个判断：“今后的问题是要解决法西斯，分为两步，先解决德国，然后解决日本。今后的一年，是欧洲战场决战的一年。”这个判断，事实上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分为了东西方两个战区（场），战争的实际进程，也确实是在西方先打败德国，然后在东方打败日本。

当然，我们把中国的抗战定为“东方主战场”，涉及如何评价美国为首的太平洋战争和苏联出兵东北的历史作用。中国从来没有否认这两场对日本最后的致命战争，对结束东方战事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在中国单独支撑起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在美苏联手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东方，并不是他们一开始就要的“主战场”，先欧后亚，先西后东，是苏美英三国既定的战略设计。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用东方的视野来审视战争的走向和中国战后未来。比如，他1945年2月3日致电周恩来：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1945年6月2日，他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1945年7月22日，新华社发表的毛泽东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指出：“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依然把这场战争定位在“东方”的层面。1951年12月3日，他审阅修改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说：“为了继续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和东方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1952年6月15日致电金日成：“迫使美帝国主义的主力陷在东方，并且不断地遭受损失。同时，作为世界和平堡垒的苏联可以加强自己的建设，可以对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给予影响。这就是推迟新的世界大战。”

为什么要引述上面这些材料来说明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东方”定位？主要是想说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地位和世界性贡献，以及在战前和战后世界格局中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最长，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并且还出境支援印缅战场。还有，减轻了苏联的压力，使日本无法同德国实现战略配合以夹击苏联，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压力。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丘吉尔说:“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本）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这些表述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不仅支持了东方其他战场，也支持了西方战场。

毛泽东总是立足于国际战局、东方视野来领导抗日战争。这种开阔而深邃的战略领导，使他随时跟进研判国际战局，及时作出更为具体的判断，以引导人们掌握中国抗战的主动权。这样的战略领导智慧，对我们今天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应对中华民族在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局、各种压力，牢牢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动权，是很有启发的。

（作者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